从丹麦通过法令，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罩袍，成为第10个实施头巾禁令的欧洲国家，到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在罗马尼亚演讲时称“明年欧洲议会选举之时，右翼民族主义浪潮将真正战胜自由主义精英”，乃至民调机构“德国趋势”公布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支持率达到历史新高，都预示着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再露锋芒。
加上最近爆出特朗普“前师爷”班农，正在推动包括英国独立党在内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组团搞垮欧盟，引起欧洲各界一片恐慌。
所谓民粹主义，主要是主张将平民化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反对精英政治垄断的思潮。右翼民粹主义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相融合，不仅反对建制，而且具有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特征。
历史上欧洲人深受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之苦，塑造了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矛盾心态。政界、学界与媒体对此话题的态度，总是在过度担忧与过度忽视之间左右摇摆。
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欧洲民粹主义整体呈现衰落之势，中左和中右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老勒庞为代表的一批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欧洲政坛开始崛起，起初在舆论界掀起不小的波浪，但由于其长期徘徊于欧洲政坛边缘，而无法进入主流，让民粹主义久而久之成为一个“狼来了”话题。
尽管人们茶余饭后仍然对此津津乐道，但甚少有人真正把民粹主义当一回事，以至于直到英国脱欧公投前夕，观察家仍普遍相信，纵然脱欧派的支持者可能不少，但也绝不会超过留欧派。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如果说去年法国与荷兰极右翼政治家玛丽娜·勒庞与海尔特·维尔德斯的接连败选让各方松了口气，相信选民还是有理性的，那么今年五星运动成为意大利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则又加剧了欧洲的紧张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各界的担忧似乎并非杞人忧天。笔者认为，当前一系列因素正在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推向高潮。
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欧洲执政精英为转移民众视线，掩盖政府失能，默许各大媒体鼓吹伊斯兰恐慌情绪与仇外心理。尽管此种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转嫁矛盾，却在潜移默化中致使反对少数族裔、反对穆斯林成为新的话语主流，为民粹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前不久，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当前51%的德国人与50%的意大利人认为，移民会增加恐怖主义风险。同时，在英国极右翼团体“英国防御联盟”的创始人汤米·罗宾逊5月被捕入狱与不久前获释之际，均有大量支持者在伦敦市中心及英国其他城市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但相比之下，反对极右翼运动的游行示威却为数甚少。
其次，欧洲诸国的极右翼政党在积累选票与席位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向其他政党挖角与游说，从而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符合右翼民粹主义的法律法规。例如丹麦极右翼政党丹麦人民党，近年来一面以平民政治话语争取左翼政党的重要票仓——工人阶级，一面向中左翼社会民主党施压，迫使后者同意在北非建立“难民隔离营”，以便防止难民踏足丹麦。
再者，近些年在反恐名义下推行的诸多限制穆斯林与移民的措施，已是弊端尽显。英国考文垂大学、杜伦大学与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研究显示，2011年以来英国推行的升级版反恐“预防战略”（鼓励学校与青少年管理部门，对易受极端思想影响的“脆弱群体”进行监督与教育），或将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如今英国的中小学里，本土学生与穆斯林学生的裂痕越来越大，前者对后者加倍提防，后者则是人人自危，不敢在课堂上谈论自己的信仰及对宗教等问题的看法。这不仅有损于言论自由，而且导致长期遭受压抑的年轻穆斯林，更容易在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网站与社交媒体上找到“共鸣”。
此外，去年“伊斯兰国”逐步丧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占领土后，其外溢效应不断冲击欧洲。据英国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目前至少有400多名参加“伊斯兰国”的英国人已经回国，但糟糕的是，由于缺乏关于这一群体的情报，回国的“圣战士”人数恐怕被大大低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陆，造成欧洲新一轮“伊斯兰恐慌症”——反恐升级——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对立加深的死循环。
总之，时下欧洲似乎正在右翼民粹主义陷阱中越套越牢，而令人担忧的是，相比于罅隙不断、分崩离析的中左与中右精英圈，欧洲诸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却格外团结，增加着欧洲未来政局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
（作者是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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