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战后东南亚华文报生存空间与嬗变

翻开战前的东南亚史，不难发现有华人聚居之处，就有华社、华校与华文报，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三者都是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召下相互支援、相互扶持的。当时华社（包括开明的社会贤达和劳苦大众）都知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创办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华文学校，保存与发扬中华文化，也为当地社会培育了不少有用的人才。

至于散落在东南亚各大小城市的华文报，也都将“为华社服务”及“充当华社喉舌”视为己任。我曾就职的新加坡《星洲日报》（1929年创刊），在创刊时就宣称其办报动机之一为“提倡各科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高我国华侨的位置”。即“提高国人知识，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

在那个年代，华社的效忠对象，不消说，是中国；华社就是“侨社”，华社的领袖就是“侨领”。同样的，华校就是“侨校”，华文报就是“侨报”。

也许是因为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国力盛衰密不可分的缘故，战前走出国门的东南亚华侨，对自己祖国和家乡的动静与发展格外关注。他们不仅仅是时局的旁观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既体现在20世纪世纪之交时刻，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与孙中山革命派在南洋舆论阵地的争夺战上，也具体反映在上世纪30年代东南亚各地华人响应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筹赈会）的号召，热火朝天地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运动。

3000余名南侨机工热烈报名，取道安南（越南）或缅甸进入云南，赶往刚建好、充满惊险的滇缅公路运载军事物资，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场抗日救亡与新加坡的保卫战中，各地的华文报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战后，东南亚的形势有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东南亚各地掀起民族主义的热潮，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运动的声浪响彻云霄。其次是在美苏冷战的体制下，东南亚成为冷战前哨战的所在地。这两个因素无疑地规定与制约了东南亚华文报（与华社、华校的命运一样）生存与嬗变的走向。

先谈谈东南亚民族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经过了1942年至1945年三年零八个月日本侵略军残暴的统治（不少东南亚的教科书称之为“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东南亚各国的不同民族（包括华族）从切身的体验中，充分认识到要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只有摆脱殖民统治当家作主，争取独立。东洋的军国主义者不可信，西洋的殖民主义者也不可靠。因此，当英美法荷新老殖民宗主国在战后重返它们的殖民地时，就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与成长的各地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和抵抗。不少华族人士也积极参与这场反殖运动，他们对当地的认同感有了极大的转变。

面对这场风起云涌的反殖运动与响彻云霄、要求“默迪卡”（Merdeka，马来语，意为“独立”）的呼声，以新马而言，老牌殖民宗主国大英帝国在一面采取镇压行动的同时，也开始摸索各种以控制代替统治、拖延其撤退时间表的宪制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大变局的时刻，曾经支援抗日救国、亲历日本残暴统治、直接或间接参与反殖运动的新马华族各界人士，也在积极展开争取当地公民权的运动。同时，他们也力争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并在陈六使（1897年—1972年）慷慨解囊与福建会馆的拨地支持下，万众一心创办了中国境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的牌坊建立的1955年，也是象征第三世界崛起的首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年头。在万隆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双重国籍，呼吁各地华侨华人在中国与各所在国之间作一抉择，吁请已入籍当地的原有侨民效忠所在国，为所在国社会作出贡献，更给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以我个人及同年代年轻人的经历而言，我们究竟是“中国人”还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的论争与身份认同的挣扎，一直贯穿我们的六年中学生涯。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既生于斯、长于斯，就要落地生根，与所在国其他民族共同为新兴国家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到了南洋大学，这种马来亚本土意识就更加强烈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变局下，作为东南亚华人“喉舌”的新马华文报也竞相顺应潮流起了变化，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以往刊于报纸上端的“中华民国xx年x月x日”改为“公元19xx年x月x日”，各报也从“侨报”逐步转为与当地接轨的“华文报”。在版面的排序上，各报也逐渐从原本的“国际新闻版”“本地新闻版”“南洋新闻版”，改为本地新闻优先的顺序。同时，由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原本分别隶属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吉隆坡分社，也跟着与新加坡的母报分家，并遵循两国官方协议，长堤两岸不同国度的报章不得越境发行。新马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前面提到，东南亚是战后美苏冷战体制下前哨战的所在地。特别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反共、反华”已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下配套出笼的公开旗号。加之随后越南战争之爆发、激化，并促使白宫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沼，“越南不保、东南亚各国将相继赤化”的所谓“骨牌论”甚嚣尘上。同时，将东南亚华侨、华人视为“中共第五纵队论”的言论也广被推销。在欧美和日本的“华侨问题”与“东南亚问题”专家的议题设定下，东南亚华人的效忠对象一直备受质疑。日本的某些专家和媒体更公然将华人人口居多的新加坡称为“华侨王国”和“第三中国”，并将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定位为“中日对决”中的“潜在的中共助手”。

出自同样的战略目的和逻辑，西方世界（包括日本）主流学者与媒体，也在极力鼓吹和渲染“东南亚华侨（或华人）操纵东南亚经济命脉论”。最典型的例子是反复散播毫无依据的所谓“仅占人口5%（有的说是2%或3%）的华侨，却牢控印尼经济80%”的言论。这些言论冀图将东南亚华人塑造成“榨取者”（即“剥削者”）和“东方的犹太”，为东南亚各地的“排华”运动提供口实和“合理性”的理论依据。

一边是怀疑华人的效忠对象，一边是制造“华人剥削者”的形象，东南亚的华人一直蒙受大大小小的“莫须有”罪名和各种苦难。以印尼为例，不管是1965年9月30日反共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或者是1998年贪污腐败的苏哈多独裁政权被迫辞职的印尼动乱中，华人都被列为声讨和排挤的对象，成为代罪羊。这样的局面，别说是华文报，就连学习中文、阅读中文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尼、泰国等都不允许华校存在。为了让年轻一代学习中文，有些印尼华人假借日语学校，私下为学生补习中文。由于中文报纸被禁止发行与流传，新加坡的华文报曾一度成为每天被偷运至印尼的厚利“走私品”。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华校与华文报，尽管在不同时期面对的难题未必完全一致，但都有共同的不幸遭遇和记忆。不少国家允许华校复办和解除华文报出版与流通禁令，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相继建交或恢复邦交之后的事。

至于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或在比率居高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尽管华文报从未走进历史，但华校的存亡与走向一直是两地有识之士担忧之所在。新加坡的著名东南亚史学家许云樵教授（1905年—1981年）就发出警告，如果没有懂得华文的新读者群，华文报是办不下去的。他指出：“最要紧的，我们得努力培养华文报纸的读者，为百年大计而奋斗，否则‘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希望大家警惕，一思，再思，三思！”

许云樵教授1960年的这番谈话，显然并非杞人忧天。如果没有后来大量中国新移民的流入，及电子版在国外普及，新马华文报处境恐怕更为堪忧。今天摆在新马华文报管理层面前的首要难题，仍然是如何保住原有报份不往下迅速跌落。从这角度来看，东南亚华文报纸媒今日的困境，远比其他国家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媒体竞争，以及与生俱有、难以克服的中文阅读者日益锐减的难题更加艰难。

同样的，在中国与各国恢复邦交及新移民涌入的背景下，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中文报表面上呈现雨后春笋的景象，但归根结底，其受众仅限于看懂中文的年老一辈及新到的“新华侨”或过客。

了解了东南亚华社、华校与华文报战前战后的沧桑史，及华人社会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紧随着时局变化而产生的身份认同之转变，我们（东南亚各地华人与中国）固然应该珍惜我们的共同血缘关系、文化认同和美好的共同记忆，也应加强联系与互动，发挥最大的正能量，但也得认清彼此的关系已转为“远亲”的现实。战前或独立前的东南亚各地传统的“侨报”的基本定位，也已转为各所在国的“华文报”。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与各国建立或恢复邦交及随后而来的大量新侨民之前，“华侨”与“侨报”在东南亚已一度成为死语。这是我们在回顾战前、战后东南亚华社与华文报嬗变史时不能不留意之处。

同时，对于战后冷战时期源自欧、美、日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和“华侨问题专家”提出的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捧杀论”——“华侨、华人控制东南亚经济命脉论”“客家人或福建人掌控东南亚论”“东方犹太论”等，须格外留神与保持戒心。因为与“棒杀论”相比，“捧杀论”实际上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中国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是作者在福建省传播学会年会上的主题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