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金庸盖棺时分，自媒体人借题开了个狂欢派对，谁都要站出来说几句。当然，这本身就是金庸影响力的说明。除了缅怀与赞美，也有少部分的批评和非议，可以分成批其文、批其人两类。
前者可以由北京作家王朔代表。很多网络平台不约而同地推出1999年王朔发表的《我看金庸》一文。王朔说：“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
新加坡这地方就是个世俗社会，民风以“通俗”为主流，除了荷尔蒙不稳的未成年人和艺术家，“俗”是所有正常人的追求和原则，街头的短裤拖鞋及提供大众餐饮的小贩中心是很好的阐释。所以我这个俗人，见而失笑——因为“俗”不止不是毛病，而且说明人家对市场的把握上有独到之处。
但王朔不俗，我不能忘记青少年时期被他诙谐、尖刻的行文，搞到各种大乐的场面。此人头脑机敏而有批判精神，相信他不是乱讲话。王朔除了批评金庸武侠小说应用旧时代文体的套路之外，还罗列以下：一、语言陈腐；二、人物虚假；三、鼓吹杀戮，并冠以正义的名义；四、为读者提供逃避主义享乐。
我是对金庸作品和王朔作品都赞成的读者，所谓两者粉丝的重合部分。对他们的文风粗略比较并画像的话，我认为他们一个走传统，一个走叛逆；一个厚道君子，一个尖刻小人。王朔自己说的意思对：不能比，不可比，各有所长，各有可爱的地方和积极的意义。
199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头脑还在惯性中运作。王朔的各种尖刻是社会个体权利与意义凸显的表征，是人们“自我”的觉醒。敢要求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切听从领导与组织，从泯灭自我的文革式“集体主义”中剥离出来，对社会风气的文明进步意义非凡。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我见过文字资料，人们谈恋爱和过夫妻生活都要向组织汇报的，“无私”的要求是普及全民的，毫无隐私可言。而个体权利的逐渐被认可，得益于当时王朔式的叛逆与尖刻。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王朔的批评应当被辨证地看待。有的学者、作家认为王朔言中了，完全没错。而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金庸小说那“王批”的四点则无一成立。首先，这里不讲文艺围绕政治那套，就算提供逃避主义享乐也是文学客观职能，带本金庸搭飞机“杀时间”，是很多人的流行做法。
王朔文中感慨：“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其中的新时期文学是很讲究现实意义的，就算有些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难以接受，那时总有一些评论跳出来讲它“很真实”。好像这就是读者必须买单的理由，比如其中一本涉及新加坡的小说《乌鸦》。拜读之后觉得敬谢不敏，这种“不俗”还是离我越远越好。
说金庸语言陈腐是非常片面的，金庸的语言功力是家学渊源的底子，陈则陈矣，绝无腐朽的迹象，那种文采斐然看来是要光照个几百年不止了。王朔的文字也有力度和风采，但流传时间稍微一长再看，两者的高下不言而喻。
我最在意的是指责金文这个“正义的名义”——金庸小说之所以成为华人的瑰宝，除了因为其文字的魅力、情节的吸引，我认为其中让人“一见如故”的部分，乃是传统的儒家精华：忠孝节义。这是身为华人自幼被浸儒的正义道德，在任何意识形态中都是被肯定、被歌颂的东西。
当然，王朔讲“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这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儒家的精华只能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显出神韵，在法治欠奉、专权独断的不够文明社会里，儒家的东西确实易被利用，处处变成桎梏和糟粕。
大侠鹤驾西征当儿，还有批其人的。说金庸是出轨的“渣男”，把前妻病逝和儿子自杀也算到金庸的人品账上。对此我是这么说的：私德，相关的人才有权评论。
附赠一句鲁迅名言：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作者是私企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