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今年以来，我国社会上的公共议题层出不穷，国人的看法也呈多元现象。
部长薪金、刑事法典377A节条文的存废、制订最低工资、废除死刑这四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争论空间一直存在着，总会在敏感时期再重新冒出来，它们各自都可以成为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议程。这些“活火山”似的社会议题，也一直在提醒政府，现行政策会一直受到挑战，政府也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坚守它所能妥协的底线。
如部长薪金课题，从网上、民间燃烧到国会，是必然的发展，因为执政党议员本身也不能被视为置身度外。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今年初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中曾指出，政府去年在现行的部长薪金制度迈入第五年之际检讨薪金框架，尽管“参照基准”已提高9%，但政府仍决定保持现有架构，维持2012年的薪金水平。张志贤上个月初在国会中重提这一点，这意味着，政府在这个课题上宁可失之过于谨慎，也不让部长薪金随着“市场情况”调高，以避免付出过于沉重的政治代价。
今天的初级部长一般年薪在110万元左右，其中，花红由个人表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失业率等指标决定，薪金配套不包含其他隐藏收入或好处。社会舆论经热烈的讨论过后，所谓部长薪金水平怎么算才是合理，仍没有一个结果。
张志贤上个月的总结答复，也只是让这个课题暂告一个段落，但政府吸引未来接班人的工作还是必须接下去，这也是每一代领导层接班人正式接班的那一刻同时接下的担子，他们当初是怎么被说服出来从政就成了他们自身的参考。未来接班人是否在这个课题上具有同样的信念，并有同样的政治意志力在这个“永远的议题”上站稳政府的立场，也成了他们必须继续面对的议程。
必须指出的是，部长的“高薪”（相对而言）跟新加坡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叫人刮目相看的国家，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没有人可以完全否认。
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近日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回答一位美国政治学者的问题时说，新加坡可以通过提高国人能力，维持对世界的相关性和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有必要跟科技企业家及学者等共同合作。他以丹麦、瑞典等开放经济体为例说：“这是一个小国的思维方式。虽然你无法改变世界，但你必须找到跟世界紧密相连的方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回应尚达曼这一番话时说：“如果你需要受过教育、机灵、肯创新、敢冒风险的人，你就应该用新加坡人。”她对新加坡人才素质的肯定，不会是客套话，只讲客套话的人当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
在国际上，别国的政治领袖、财经界或是国际机构的领导，认真聆听我国政治领导人的意见，新加坡国小未必言轻。建国以来，新加坡在种种课题上的应对策略，是从别人的例子中参考学习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非传统做法，走出自己的“新加坡之路”。
新加坡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独特的问题，维护宗教和谐所取得的成果便是一例。所以，当李显龙总理日前在新加坡回教理事会主办的“新加坡国际会议2018”上透露，政府将在必要时更新《维持宗教和谐法令》，以应对各种可能冲击本地宗教和谐的新威胁时，令人觉得有点意外，因为现有法令并未让人看出任何疏漏。这项法令的存在，提醒宗教界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
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实施近30年，政府也没有碰上需要援引法令，对个别挑起宗教仇恨者采取行动的情况。这一点证明法令有足够的阻吓力，宗教界基本上都知道红线的存在，但一些涉及宗教敏感的事件，也并非完全没有发生过。由于性质属于个别例子，政府宁可通过私下的警告或是调解，而不必动辄抬出法令对付。那么政府到底看到哪些“可能冲击本地宗教和谐的新威胁”，李总理并没有具体说明。
有关宗教和谐的课题，政府也许掌握有关的数据，和洞察未来趋势看到了长远潜伏着的危机。其实，维持宗教和谐一直以来都是在政府的重要议程之上，但它并没有在公众热烈讨论的范围内，也许新加坡人已把宗教和谐视为理所当然。
从总理的语气来看，这个问题还是个问题，一旦有所放松，更大的问题就会来了。我国目前也正在为明年举办一场国际高层次跨种族与信仰对话会做准备，维持宗教和谐的议题将提高到另一个层次。社会上宗教情绪的高涨是世界潮流，维护宗教间的尊重和容忍则不能单靠法令，建立宗教之间的共识更为重要。
执政者每五年就要再次寻求选民的认可委托，反对党也必然强攻具争论性的课题，下届大选（明年显然是大选年）的课题已然浮出水面。在关系到贫富差距、生活费、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议题上，政治领导人也必须采取更大的主动，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以自己的创意推动公共议题，引导公众的关注力，而不是被公共议题拉着鼻子走。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