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不利文曲星。金庸辞世不久，深受民众喜爱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他以清代康、雍、乾三帝命名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脍炙人口，并被拍成热播电视剧——在中国颇为流行且良莠不齐的众多帝王剧、宫廷剧中，实属内容严肃、质量上乘的剧目。
金庸既写江湖，又影射庙堂。二月河则以庙堂为江湖。他对王朝政治斗争的描摹，如江湖绝顶高手过招一般惊心动魄，又让人倍感真实，乃至被好事者奉为政治教科书。早年有人戏称，每见高官巨贾落马，就回家翻检二月河小说，看是甚么套路使然。
江湖总有正邪。二月河的庙堂，也有励精图治的明君能臣，和老谋深算的大奸巨贪，有改革派和既得利益集团斗法。金庸的江湖、庙堂，是在六、七十年代，从香港对内地的回望。二月河的庙堂江湖，却是在八、九十年代，身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庙堂之忧。两位作者出身、经历和视角有异，加之时代变迁，对庙堂的评价和期许，自然不同。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小说亦不免是当代小说。改革和反腐，堪称二月河小说暗含的主题。他笔下激烈的政争权斗，似乎在提示，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进改革、整肃吏治，何其艰难。即便英睿如康熙、坚忍如雍正，也不得不时常向官僚集团妥协。
而一旦统治者妄自假满、意志懈怠，守旧、腐败力量立即卷土重来。有人批评，二月河的清帝三部曲，逃不脱明君贤臣、兴废在人的底色，仍是一种陈旧的“帝王史观”。这恐怕是读的粗疏，进而苛求了。二月河名之“落霞三部曲”，自有深意在焉。
2012年后，中国政坛掀起反腐风暴，二月河盛赞为“遍览二十四史所未有”，称王岐山为“心目中的英雄”，并以史为鉴，警告腐败反噬的危险，获王岐山引为知音。嗣后，中共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月河又建言，笼子的钥匙要掌握在人民手上，否则将无济于事。
二月河小说中，改革和反腐是关联的。这灵感却未必远取诸有清一代。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鉴于国家财力有限，要削减军费，倾力经济建设，提出“军队要忍耐”，同时默许了军队搞经营活动，减少了改革阻力。这究竟是出于无奈，抑或是“杂于利害”“取之予之”的政治智慧，后人已不得而知。尔后多年，一大批干部子弟和大大小小的官员，领风气之先，纷纷从庙堂出走江湖，“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确实才具魄力出众，脚踏实地干事创业。
也有不少是游走于江湖和大大小小的庙堂之间，仗“尚方宝剑”经商的。还有一众起身草莽的江湖英雄，也审时度势，与庙堂、衙门深相结纳。即便如此，其所作所为，几许是腐败、几许是原罪、几许是“冲破旧体制机制束缚”，功罪是非，亦无法一概而论。大浪淘沙、人事浮沉，其间幸存至今的各路英雄，与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制度变迁、经济转轨之初，腐败能起到“润滑剂”作用，帮助做成许多旧体制不允许的事。而后，又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制约新体制的建立。这在转轨经济学中，早已是老生常谈。中共四十年来一路改革、一路反腐，均可谓屡进屡退、一波三折。2012年后，中共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实属息息相关。在反腐风暴最猛烈之时，胡舒立撰文称，“反腐为改革清障开道”“不反腐，改革将寸步难行”，几近是代高层做最直白的喊话了。
数年间，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莫不望风披靡，似乎真应了那句“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声势传导、风气变化，江湖上渐觉履霜坚冰、风声鹤唳。乃至高层2018年一再喊话、派定心丸，司法机关迅速跟进，为一干民营企业家洗雪沉冤，政府机关纷纷出台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庙堂、江湖相需之切，今时尤甚往日，而情隔之远，竟至于此。
201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纪委工作报告，认为“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净化”。此前不久，陕西省西安市因拆除秦岭违建不力，一批官员遭到严厉整肃。
此事反映出，贪腐和官僚主义仍然严重。在严肃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仍敢虚与委蛇、应付差事，甚至贪腐如故，“不收敛不收手”，原因究竟何在？二月河的小说中，是否有所揭示？
斯人已逝。而改革与反腐，将如何互相借力深入？庙堂与江湖，未来将如何互动？后人之视今者，是否亦如今人之视往昔？历史终将给出答案。寄望2019年，会有更多不同。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传播中心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