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林:新加坡文学奖改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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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学奖是由新加坡书籍理事会主办的一个以书籍为参赛作品、每两年举办一次、开放给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参加的奖项。1992年创办时只有英文组比赛,后来才有了四种语文组别。书籍理事会是一个由商家赞助运营的民间机构,新加坡文学奖曾因找不到赞助商而停办。无论如何,民间机构而能主办国家级文学奖,在这个意义上,历届书籍理事会主席、职员和义工的努力,应该好好记上一笔。

不过,作为2018年评审之一,我认为这个奖项存在着一些赛制问题,这里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提出三个方面的看法。如果主办方能够斟酌接纳,长远来看,对于新加坡的文学发展事业应该是有利无弊的。

首先是参加比赛的规则。文学奖采取出版社或作者主动报名参加的规则,然而,正是由于要求大家“主动报名参加”,以致于很多优秀作品缺席文学奖。

从出版数量而言,新加坡每年出版的中文书籍在100本上下(包括少数在海外出版),以2018年为例,根据我所掌握到的几个方面的书目,至少在100本以上,除去一些不适合参赛的非文学类(例如财经)书籍之外,绝大部分的中文书都可以归入小说、诗歌或非虚构写作三组。如果说2016年和2017年间,出版了符合2018年文学奖评奖条件的中文书有150本至200本,实际参赛的中文书却只有43本(主办方披露的数字),这未免太过缺乏代表性了。

以“早报书选”的甄选方式来看,主办方是在搜罗一年内在新加坡出版的所有中文书籍,以及在海外出版的新加坡作家的书籍之后,把全部中文书籍放在一起评奖。这是最为理想的评奖方式,也是相当艰巨的工作,因为主办方需要有熟悉文学出版活动的专人负责跟进,但这也恰恰是举办以书籍为单位的文学奖的挑战所在。

文学奖目前的做法是,出版社或作者自行填写表格交书参赛。但是,鉴于出版社无法照顾到每一位作者和每一部作品,而有一些作者或缺乏信心,或比较被动,若干优秀作品就被淹没在无形的浩瀚书海中了。除了借鉴上述“早报书选”的第一阶段海选方式之外,书籍理事会也可折中地让出版单位在新书出版后交书初审,进入决选阶段后才要求作者或出版单位提供详细的作品资料,这样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繁琐行政工作。

其次,我建议曾获新加坡文化奖的作家不应该参加文学奖。文化奖是对某个领域的艺术工作者的最高奖励,一位作家获得文化奖,意味着他的创作水平已经在同一个艺术领域的许多人之上了,如果他们继续参加文学奖,那将在无形中抑制了许多年轻人得奖的机会。所以,我建议曾经得过文化奖的人士,应该成为文学奖的评审而非继续参赛。

此外,曾经得过文学奖大奖的人士也不应该再次参赛,就好像金笔奖,上届夺冠者不可以再参加下届金笔奖,因为每两年才举办一次,应该奖励更多优秀作家参赛。还有,上届新加坡文学奖得主也应该自动成为下届评审,就好像南洋华文文学奖,上届得主自动成为下届评审。这样一来,奖项的传统可以得到完美的继承。

再者,目前文学奖的奖项有三种:最高奖奖金1万元、优秀奖奖金5000元、表扬奖奖金1000元。我建议,如果要确立文学奖的威望,使之成为实至名归的奖项,应该去掉优秀奖和表扬奖,只保留最高奖。带有鼓励性质的优秀奖和表扬奖会拉低层次,只适合用在青少年比赛。

我也建议每一组入围的作品为三部,最终只有一部获得文学奖(即目前的最高奖)。这样一来,如果再加上“所有出版书籍(除了文化奖和上届文学奖得主的书)自动参选”的比赛机制,即使作者出书的动机不是为了参加文学奖,也会在下意识中尽量把书籍的出版水平拉高,包括书的内容和整体设计。

2018年新加坡文学奖三组最年轻得奖者的年龄是45岁(陈志锐、翁弦尉),2018年第三届方修文学奖新加坡最年轻得奖者的年龄是47岁(陈晞哲),比起同一届方修文学奖马来西亚两位最年轻得奖者的年龄总和(丘文凯19岁、陈玉婷26岁)还大两岁,我们的成熟作家整体上年龄偏高。如果主办方要在保全文学奖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又能够奖励和发掘优秀的新加坡年轻作家,确实需要在机制上做出一些改进了。

(作者是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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