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可能会经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但这更多是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之举。这名以“关税人”自居的总统似乎想要破坏美联储的信誉，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借助随机发表的声明来进行谈判。欧元区正在奋力摆脱其长期困局，但其根本问题依然是不良的银行营运手法，以及一些成员国的公共财政可能无法持续。虽然脱欧对许多英国居民来说，很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想法，但其可能的影响是英国经济增长放缓，而不是对区域贸易（更不用说全球贸易）的重大破坏。
在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后，英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是难以言表的。大约从1750年开始，英国的发明掀起了一波技术革新的浪潮，改变了电力的产生方式和金属的使用方式。铁路和蒸汽船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即便创新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对岸，英国的资本和移民也一直在支撑着世界各地的工业化。
当然，并非英国所有的贡献都是积极的。英国崛起为全球大国，伴随着糟糕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统治恶行。
但毫无疑问，英国的行为，无论好坏，都影响了许多人，且不论远近。从拿破仑到德国在1870年、1914年和1940年对法国的入侵，英国的结盟行动和进行军事干预的意愿，影响了欧洲多场战争的发展。英国前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绥靖政策，包括1938年他在慕尼黑与希特勒举行会议时的个人战略和多项决策，对二战的时机、性质乃至最终结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达到顶峰，也许是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当时它基本上是在孤身对抗看似势不可挡的纳粹德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参战令形势决定性地走向了希特勒的对立面，并很快引发了对世界经济的彻底改造。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清楚地表明，欧洲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昔日帝国扩张浪潮所建立的经济区内的特权贸易也不复存在。二战后的贸易安排是由美国的偏好所决定的。随着美国企业、劳工和政界人士一致希望进入所有市场，接踵而至的是一轮又一轮的贸易自由化。
1945年，大英帝国治下拥有6亿多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使其（短暂地）成为地球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全球影响主要来自于非殖民化所导致的溃败（包括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遭受的巨大羞辱），以及宏观经济严重管理不善。1976年，英国成为唯一一个发行国际储备货币却又在（1973年后的）浮动汇率时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国家。
这种全球影响力的丧失，根本不能归咎于英国加入欧盟。总的来说，英国在战后贸易方面表现良好，其中大约一半都是对欧贸易。1950年代，英国的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目前则接近60%，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该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更广泛地说，过去40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帮助英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按人均GDP计）。
也许有一种疯狂的英国脱欧版本，可能会影响到英国以外的地区，但这似乎有点牵强。与特朗普不同，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英国政治家真的想把保护主义关税恢复到1930年代的水平。此外，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一名英国重要官员会热衷于通过削弱金融监管，再次赌上国家的未来。
大多数英国政治精英似乎和1938年、1944年和1956年的前辈一样，与全球现实脱节。世界局势已再次出现了变化。一场混乱的英国脱欧可能会对普通民众造成巨大伤害，正如1992年英国自行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的情况一样。
但这些普通民众绝大多数都会是英国人。英国左右世界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Simon Johnson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合著有《火烧白宫：美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White House Burning: The Founding Fathers, Our National Debt, 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