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在一项全国华文阅读活动的筹备会议上,与会者热烈地讨论:应该强调英国人莱佛士在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开埠历史,还是中国人在1919年5月4日于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
对于整体新加坡社会而言,关于英殖民正面的主流历史论述汗牛充栋,我们是否也应该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待英殖民地时代留下的累累伤痕?至于五四运动,我们似乎缺乏足够的关注与论述,好像五四运动距离新加坡社会很遥远,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新加坡向英国人继承的三笔宝贵的无形资产,莫过于一套英国典章制度、文明律法和民主议会制。当年,为了保障英国人乃至欧洲人在新马的经济利益,英国人希望看到的是在新马独立之前,政权的和平移交与政局的安稳过渡,所以他们接受了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和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所采取的温和途径,通过宪制谈判来取得政权,而不是马来亚共产党所采取的军事对抗策略。
然而,在对新加坡将近150年的殖民统治中,英殖民地政府最为人所诟病者,莫过于在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殖民地政府对日本侵略军的轻易投降。
英殖民地政府的轻易投降,说明了他们罔顾当年新马土地上的人民性命。这种弃而不顾的做法,间接导致了新加坡在日治期间有5万至10万生灵涂炭于日军铁蹄之下,这个数字是当时新加坡人口的一成。而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之后,英国政府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又想二度统治新马,这才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新马人民争取独立自主运动。
为了对付马共的军事对抗,英国殖民地政府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直至1960年。在这12年间,英政府为了确保马共成员无法取得足够的生活物资,而在马来亚全境设立无数类似战俘集中营的“新村”(new village),限制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华人的日常生活与出行。新马两地华人形同一家,许多原籍马来亚的新加坡华人中,都经历过新村管制的痛苦遭遇。
南非政府在1990年代以前所推行的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语apartheid),与带有种族分置意涵的“新村”政策非常相像。“新村”这个特定时空下的“空间”也让人质疑:到底是谁赋予殖民地政府圈定人类居住环境的权力?
英殖民地政府在统治新加坡期间的另一败笔,是发生在1954年的华校中学生集体反抗政府的一出历史悲剧。出于利益上的考量,英国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在1954年3月宣布,在林德修宪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人民有相应的国民义务,所以18岁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这道遽然颁布的《国民服役法令》不但逼迫大批进步青年和华籍学生回归中国,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潮。
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发生了血腥暴力的“五一三事件”,近千名华校中学生结集起来准备向政府和平请愿免役或缓役,却在浩浩荡荡前往总督府途中,遭到大批军警的强力镇压,造成流血冲突。当晚全体同学在中正总校召开控诉大会。5月22日,3000多名同学再度结集,6月2日复被军警驱散,改到华侨中学再集中和再抗议。
从人文角度谈过了英殖民统治下的三大败笔,我们也从三个层面,来看看五四运动究竟与新加坡社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在社会应用层面上。现代汉语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什么是“现代白话文著作”?简言之,就是以五四运动作为分水岭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1965年建国以来,新加坡一直遵循着这个语言规范,今天学府里所教的华文华语,中文媒体上所传播的华文华语,尽管带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色彩和语法变异,但整体上源自五四运动的标准,却是不争的事实。
1974年,我在上中学一年级时,五四作家如鲁迅、巴金、冰心和朱自清的散文,是华文课本中的必修篇章。记得1980年3月16日,我曾以《五四部分作家录》为题作一新诗,咏叹了巴金、郁达夫、鲁迅和闻一多,这首诗发表于同年11月1日《星洲日报·文化》。我深信,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我,也是新加坡一整代华校生文学启蒙阶段的界碑。
在文学层面上,毕生精力献给“马华文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已故新马文史学家方修,曾如此诠释马华新文学:“马华新文学,简括说来,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文学。”
方修的这个观点普遍得到新加坡国内外学者的认同,《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陈贤茂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穿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
方修和陈贤茂二文中的一个重点是,五四运动不只影响了全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华文文学的语言生态和思维方式。所谓“南洋”,就是以新马为中心的东南亚。
新加坡目前的十余个华文文学团体,除了全球汉诗总会和新声诗社创作旧体诗词,新风诗社是旧体诗词和新诗创作并重,其余文学团体,哪一个不是创作和研究有别于古典文学的现代文学?新华百年文学史的构筑,就是建立在以现代汉语作为主要书写媒介语的基础上的。
在历史与政治层面上,新华文坛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源自中国,而中国现实主义作家首推五四代表人物鲁迅(1881年-1936年)。鲁迅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以极大的愤怒来揭露封建阶级的残酷统治,期望农民奋起抗争。
由于鲁迅在其作品中对群众性的强调与贯彻,1950年代,在新马一带,以马共为首的新加坡左翼政治运动,要以鲁迅的精神来鼓动群众的思想行为,进而以实际行动来与英国殖民主义战斗,从而延续他们在二战前通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鲁迅纪念会之举,把鲁迅崇拜转变成以新马为重心的战斗精神,要利用鲁迅来实现本地的政治目标:推翻英殖民地。
我们还能够无视于现实操作与历史经验地说:五四运动是一个遥远的名词吗?
(作者是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