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6日，我在《联合早报·言论》刊发文章《一个500亿美元与其他九个500亿美元的启示》，开篇说明：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按美元对人民币的比值约1兑7计算，折合人民币3500亿元，平均每个人约1亿元，每个贪官都富可敌国。
自今年1月10日开始，连续五个晚上，中国央视八点黄金时段播出的《红色通缉》第一至第五集，其中第一集解说词：2014年以来，截至2018年12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人民币。这含有扣除递解贪腐分子出境国家要去分享的金额和外逃贪官挥霍的金额等）。
虽说这个数额和拙文有差异，但是公布的人数却增长了1000人，而且是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看了这个片子，我们可能会再思考，如果说，当年华人遍布世界，大都靠的“三把刀”，也就是剃刀、菜刀和剪刀，四处“讨生活”才立足海外，而今遍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贪官，也是靠“三股道”藏身“五湖四海”的。那就是通过看似“合法”途径的“白道”、完全非法的“黑道”和变换移民手法的“灰道”，或是高调抛头露面，或是潜藏惶惶不安，都是滞留在外，或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潜回国内或者就是躲藏国内。
看了这些精心选取的人员分布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欧洲六大洲，就差不适合居住的北极洲和南极洲没有涉足，起底这个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国家到贫穷国家的“贪腐移民图”，我以为，这堪称中国人第N次“移民”潮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当年小岗村18个农民，为了不再四处逃荒要饭，从而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也拉开了农村“联产承包”的序幕，为中国的改革，探索一条生路，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方兴未艾的今天，再次把这些通过上述“三道”途径潜逃在外的腐败分子，有选择的逐一剖析，很是值得审视一番。
“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人是怎么逃的，护照是怎么搞到的，钱是怎么转出去的，跑出去后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五集《红色通缉》中，对旨在通过案例解剖，力求建立预防机制而透露出的“查案思维”。但是，通过通览这部专题片，我觉得，如果说，当年思想解放，进行真理标准讨论，从而引领了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追逃那些窃取改革开放的“红利”，鲸吞属于全民资产的腐败分子，基于思想是由思维产生的辩证法观点，也必须用基于思想解放之上的思维解放的方式，彻底解剖造成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如果说，中国高层已经意识到发生大范围、大规模贪腐的“组织原因”，在观看那些真实案例的发案机理和追逃过程，也能看到出现问题的思维原因。多年的呼吁，也就是进入“新时代”才有实质性的，从技术层面的防范和追逃。此前是不作为，还是不敢作为？不愿作为？想必大家自有公论。
如果从源头上追溯，从纪录片对白中，我们可以体察到许多需要防微杜渐的：“挪用农民工保证金2996万元，用于炒股和消费，案发后一起潜逃，从辽宁本溪一直逃到遥远的加勒比地区”的“付耀波的一大爱好，是玩网络游戏，而追逃工作组关注到了这一特点；他的烟灰缸里，烟头可以摆成塔形，然后必须得有一个电脑打游戏，这个就是付耀波”；“真实世界里无法排解这种愧疚和思念，付耀波想起了妻子有个习惯，每天中午要上网下一盘围棋。他于是每天在网络世界里看妻子下棋”；“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付耀波首先和追逃小组说起的，竟然是放心不下游戏里的事儿”
真是夫唱妇和，哪怕是工作场合，每天都要网上打游戏和下围棋的“公务员”，可以称得上最会消遣的公职人员。只是，这样的人，是怎么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中共的干部考核机制，作风建设系统，中共的“考核思维”，是不是需要从源头上防微杜渐?
再来看这个：“2002年，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落马曾经是当时的热点新闻，黄玉荣正是石发亮的妻子，调查发现黄玉荣涉嫌共同受贿，有人曾通过她对石发亮进行利益输送。石发亮案发时黄玉荣人在美国洛杉矶，她害怕受到法律惩处，拒绝回国接受调查”“想方设法滞留美国13年的黄玉荣，在天网行动启动8个月后竟忽然回国自首，当时是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的红通人员。在她身上，这样的急转弯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黄玉荣的丈夫石发亮还在服刑期间，他亲笔写了一封19页的长信，劝妻子自首。石发亮当年因贪污罪被判刑，再过几年就能刑满释放了。他希望黄玉荣也能回国接受法律惩处，把以前的错误了结，之后还能家人团聚，共度余生”——中国的专案人员真会“办案”，不是“引君入瓮”，而是“棒打鸳鸯”“放虎归山”。这样的“办案”，真的办出了“国际水平”：中国的“联想思维”，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导致追逃成本增加，抑或就是放虎归山的结果？
还有在防止外逃的机场上，“边检人员安检以后，他说你涉嫌经济问题不能出关”，一句话打草惊蛇，导致涉案人员再次外逃；“储士林，‘百名红通人员’第79号，原青岛安华发展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2年7月他前往加拿大，听说国内对他立案调查的消息之后滞留不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不都说明“办案思维”有毛病吗？
2015年，中国启动了旨在开展多部门联合办理追逃的“天网行动”，“中央追逃办”从此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过红色通缉令的人员中，重点挑出100名，以“百名红通”的醒目形式，于2015年4月22日向全球集中公开曝光，一下子把腐败分子置于聚光灯下无处匿迹，成效明显。可为什么一定要只挑选百名，就不能逐次全部曝光？难道还像“评选”一样，列入标准才够“上档次”？何以体现“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是不是还停留在必须凑整的“百名”的思维定式上？须知，外逃分子并没有像“中国式过马路”那样，“凑够一拨”刚好100才外逃的吧？或者是内定了一个“TOP100红通分子”的体系？
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中纪委三次会议上，“全会”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部署了任务。如果敢于放开思维，“对标”国外公务员录用机制、国外公务员法、国外惩治职务犯罪的办法，包括独立检察官制度等等，其实，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监管各类公务人员，涉及资金运作领域和事项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改变被动“处突”机制。
中国许多领域的监管，并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往往是亡羊补牢、事后反思。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实，思维方式的固化，或者思维不解放，也是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才提出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样带有思维正确导向的，旨在发现腐败和处理腐败的理念。
本次中共纪委全会公报还提出，要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结合思维方式的转变，在2018年重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将另一份带有引领中共从过去只是对党员实行“纪检监察”的固化思维方式下，“解放”至对所有行使公权人员进行全覆盖督查的又一举措。但愿思维解放，率先从惩治腐败开始并取得积极成效。
再回到前述拙文：改革开放30多年，外逃资金500亿美元，合每年卷走16.66666666亿美元（一个除不尽的数字！），结合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21.5亿美元，设想一下，假使这些资金合法流到境外，还犯得上“重复投资”吗？虽然没有可比性，但对比一下两组数字，不是有某种“巧合”吗？而今，已经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了，也就是从其后的近10年里，打老虎、拍苍蝇式的惩治贪腐，才真正提上“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接下来如何运用思维解放的武器，扩大和巩固成效，也许是红通效应的衍生效应带给人们的期待吧。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