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年的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过去200年间岛国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奇迹般成长变化，更借助考古发现的成果，把历史叙事大大向前推进了500年。
阅读相关报道，我的脑海中会有一些画面浮现，那是一直以来储存在记忆中的古代航海图、古代绘画，甚至还有古老佛堂、寺庙、宗祠里，那些不知名画工、民间手艺人留下的绘画、雕塑、建筑等，它们自然而然地叠加、交织、混合在了一起。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忆，由图像和文字组合而成，如西晋陆机所言“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历史并通过图像和文字共同传世。
由此我就在想，因为周年纪念的缘故，想必各种形式的活动此起彼伏，经验上，一些出版工作也会列入日程。在视觉艺术方面，如绘画、雕塑等，是否会有一些作品应运而生，并从此载入史册？我们在探究历史，纪念回顾之际，又有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成为后来人的历史？
较早前，我在《联合早报》（2018年11月22日）读到一则报道，一名退休人士萧春风因受英国籍画家史蒂芬·威尔夏（Stephen Wiltshire）应邀来新加坡画市区全景图的启发，决定重拾童年时热爱画画的爱好，以新加坡历史建筑为题材，展开一项系统性绘画工程。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画作，但也深为之感到振奋，并期待不久的将来他能够举办展览并出版，更希望他能够扩大范围，为更多历史建筑画画留影。今天的历史建筑不就是过去的历史吗？今天的绘画也将会成为未来的历史。
追溯新加坡的开埠历史，那是照相机还没有发明的年代，由于英国著名肖像画家乔治·弗朗西斯·约瑟夫（George Francis Joseph，1764年-1846年)，他在1817年创作完成了莱佛士油画像；由于英国著名雕塑家托马斯·伍尔纳（Thomas Woolner，1825年-1892年），他创作完成的莱佛士铜像于1887年落成揭幕，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莱佛士这个人物形象，以及这个人物更加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总是看到他光鲜亮丽、风度翩翩的艺术形象，忽略了他实际悲凉挫折的人生，也从此莱佛士肖像及塑像被一再复制，包括1919年纪念开埠100周年塑像，从大草场移至维多利亚纪念堂前，和1969年纪念开埠150周年复制白色塑像，矗立在新加坡河边据考证出来的当年登陆地点。
纵观新加坡并不久远的美术史，很多前辈画家以及当代画家都以新加坡河、牛车水、小印度、马来甘榜等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也有擅长人物及肖像画的，为我们留下街边小贩、各族工友、船夫渔民、戏台上的卖艺人等等。这些在艺术家来说是艺术创作，他们的作品大大丰富了本土视觉艺术的内容和内涵，同时他们的画作由于反映社会生活、时代风貌，也成为岛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例如蔡名智、朱庆光等画家早年曾创作过一批“消失的行业”“消失的街道”，有些行业、街道、建筑、公共设施等没有留下旧照片，真的就只能从艺术作品中探索和发现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是没有所谓艺术家、文学家的，为文作画的目的绝非抒发自我，风花雪月，而是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教育和统治，传达思想。西方可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中国早在汉代就有画像砖、壁画。在西方，历史题材绘画被认为是“最高贵的艺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重要目的就是为政治、军事服务，树碑立传，以及国家礼仪、文化艺术成就的表现。因此，历史图像也被纳入史学研究的框架。
由此看来，正值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有关部门也许可以考虑通过合理有效的工作流程，组织一批有意愿、有条件、有能力的艺术家进行有规划的历史题材创作，可以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着手，可以从时间脉络梳理历史，通过视觉艺术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感知，也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深入人心的经典艺术创作。
历史题材创作对创作者是很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创作者对历史知识和素材有相当的熟悉了解，需要做一些研究，为创作所做的财力物力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站在怎样的社会阶层、身份状态、立场视角审视历史，对创作影响很大。
艺术是主观的，长久以来，艺术创作受摄影、商业化、个人意识影响也是难免的，因此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克服自我意识，建立更开阔的史观和艺术视野，一定程度上还必须要提升到国家艺术工程项目的高度。此外，艺术的真实性，不能代表真实的历史，它是艺术虚构的真实，是从形式美感出发的艺术表现，需要艺术家有很好的艺术技巧、构思和创造力。
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辞之书、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两部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没有比图像和文字更能长久流传和广泛传播的了，声势浩大的活动更需要精彩内容支撑，衷心期待在这个特殊的纪念年，看到更多体现这个时代人文思想的经典视觉艺术作品涌现。
（作者是自由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