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在书中回顾1953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整个发展过程，并谈了他的思考。他从这场历史事件中认识到，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历史又是人所无法设计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政策的推出，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符合现实情况。脱离客观实际的政策，最终将无法产生实际效益，甚至会造成损害。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
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杜老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产到户”，从农民的自发行为变成全国层面的统一政策的过程。这个案例充分展现了中国改革成功的智慧。以往都说中国改革是先地方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在此案例中，先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签订“生死协议”，冒险尝试“包产到户”。
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位开明的省领导万里，他顶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压力，支持小岗村乃至更大范围的安徽农民探索改善自己生活的道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中央在这方面又展现出另外一层智慧。杜老说，这轮改革没有搞全党大动员，而是由各省市结合自己地方情况贯彻执行，放弃了中央“硬推”。
最终，实践让“包产到户”在全国得到认可和政策层面的确认。这个案例，用杜老的话说，在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的变化，对于群众行为的预测，尤其如此，要接受时间的校验，随时校正个人的认识。
“包产到户”的案例，里面两点启示。第一是政府对群众自发的创新探索没有禁止，放手让民众探索，视实践效果再定政策，这是值得在当下进行改革探索时借鉴思考的；第二，就是中央在推进”包产到户“政策时，没有采取硬推，而是让各省市结合当地情况灵活执行，这对当下改革也有启发意义。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中央派我到贵州做书记，就是要我结合贵州情况来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否则的话，那不如派个识字的中学生，天天在街头读文件即可。”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执行中央政策一定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年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提到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笔者认为，“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就是要干部研究本单位实际情况，然后“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创造性贯彻执行，这样改革举措才有生命力，才能落地取得实际效果。
中国的农村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的“包产到户”，到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废除农业税费，改革思路从激发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到着眼于减轻农民负担，对农村和农民给予补贴支持。到了现在，中央政府提出“乡村振兴”口号，把农业部改为农业农村部。笔者认为，这些举措契合新形势，而且农村改革也确实到了这一步。
正如杜老在书中也说到，不要仅仅把农村和农民的存在看作是提供副业产品，农村首先是农民生活的社区，现在和未来推进农村改革，是要振兴这个社区的方方面面，正如中央政府在中共十九大和2018年一号文件里提到的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做了概括，这样才是中国农村改革在新时代真正应有的内容。各个方面是相互关联和支持的，只有全面改革，才能实现农业农村部部长说的，农村成为大家向往的地方，农民成为大家向往的职业。
此外，杜老在回顾农村改革历程中还提到了这样的观点，笔者非常认同。他说，中国农村改革还须从国民经济改革全局中寻找道路。在书中，他的其他观点支撑了这个大观点。他说，中国不是不要规模化和联合农业，要的是农民自愿联合，而且要和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没有好的工业化支持，中国农村规模化就无法得到实际发展。
确实，结合美国的家庭农场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农业，首先就是农业机械化。这是前提。杜老还说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规模化的实现，还须进一步推进城市和城镇化，转移农民进城。杜老一针见血指出，要减少农民，才能发展农村，农民才能富裕，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才有可能。
杜老还对中国农村改革做了展望，他说中国农村改革要发挥中国的人力密集优势，未来还要发挥知识密集优势。确实如此，尤其是当下中国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已经到了需要科学技术和知识支撑的时候了，传统劳动力优势已发挥差不多了，规模化和联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乡村社区的建设等，都需要知识密集来支撑推动。这也是中国乡村振兴未来发展的方向。
总的说来，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变迁的回顾，让人在中国农村改革故事中感悟之前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和智慧，也对中国改革的当下和未来多了一些思考。中国农村改革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发展阶段不同，之前更多着眼于经济层面，现在是全面发展，所以是乡村振兴。但是，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生活在乡村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也即是乡村振兴。
（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