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讲话，阐述中国面临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七大风险。


习近平同时宣称，“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比喻小概率但影响巨大的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既要防范风险，也要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


无独有偶，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针对地方公安领导干部讲话，提出“平安中国”试图防范各种重大风险于无形，结合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防范社会与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同时，推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为主线，以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为基点，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尤其是防范“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避免敌对势力运用非暴力抗争方式实现更迭政权目标。


尽管中国政府提出防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尤其“颜色革命”，习近平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遭遇百年历史剧变，充满高度不确定性与风险，但从整体来说，他评估当前中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中共党国领导坚强有力，全党“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两个维护”（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显著增强，且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健康向上，经济稳中求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不过，2019年年初中共高层领导即论及中国正面临“七大风险”及防范“颜色革命”，新年开始警钟长鸣，强调要有底线思维、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习近平在新春之际即如此强化党国危机意识，足见这些风险已经严重冲击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稳定及社会公平正义、民众能否安居乐业，尤其担心制度性和系统性腐败，恐步上“亡党亡国”命运。


2019年对中共而言是关键风险年，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建党10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镇压西藏骚乱60周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面对如此多政治敏感纪念活动，这涉及政治社会维稳维安课题。


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某种形态的“逢九必乱”周期性规律。例如1959年大饥荒、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事件”、1979年中越战争、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西藏拉萨戒严、1999年镇压法轮功和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2019年则有中美贸易战会否继续延烧，以及两岸关系因蔡英文当局拒绝“九二共识”陷入恶性循环的问题。2019年成为中国重大风险聚焦关键年。


中国政治制度设计欠缺“权力分立与制衡”理念，并无三权分立概念，只有权力分工。也因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及政府公信力有逐渐下降趋势，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地方。由于全国人大未能发挥利益汇整表达功能，提出重大政策及提案，沦为“橡皮图章”角色。法院的监督仲裁角色不足，欠缺司法独立运作功能，司法救济途径的匮乏，导致公众选择以维权抗争的方式自力救济；另外，网络与传媒逐渐从以往担任党国喉舌角色，转向市场改革需求发挥舆论监督力量，但仍无法扮演第四权角色。


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呈现递增趋势，从而强化对地方官员之质疑，发展成对党国体制之不满。地方官员、利益团体与黑恶势力的利益联盟，导致民众对法律、制度的正义性与公平性产生怀疑，以权力换取资本或政商关系利益团体化，建构出“权贵资本主义化”的政商体制。中共党国体制并非西方意义下的民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计形同“橡皮图章”，难以表达及汇整公众利益；司法的独立性不足，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无法维护公共利益，对土地征收、环保议题、劳动纠纷、金融灾难等领域皆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爆发越来越多抗争事件，地方政府只能在镇压和妥协之间做出选择，然无论是镇压还是妥协，政府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这也是维稳经费不断攀升的体制性因素。2011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已高于国防支出。这些公共安全支出即是所谓“维稳”经费，用来消弭维权抗争等群体性事件爆发，维持社会秩序及政权稳定。


伴随中国社会网络普及、微博兴起，民间抗争可能逐渐出现跨阶级、跨区域、传播快速等改变。近年来，中国政府虽加强重视公共安全及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推动以资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改进信访和人民调解工作，试图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尤其推动监察体制改革，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推动国家监察法立法，从传统“党内监督”转向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严厉惩治腐败。


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更加关注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未来社会治理模式应该也会与时俱进，突破传统维稳思维。中国党国体制虽面临许多公民社会中群体性维权抗争事件，但这些不稳定挑战因素，恰恰是党国威权体制欠缺民主化改革所致，集权体制本身不仅是产生风险的发源地，也无法有效化解风险。


就此而论，中国必须走向严格意义的政治改革，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之民主运作机制，故应增进全国人大的立法角色、法院司法独立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升监察作用；同时，有关“民主集中制”“党管干部”“坚持党的领导”原则，皆强化党国威权体制的牢固性。这样党国不分体制，难以真正迈向民主化的康庄大道。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2011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已高于国防支出，这些公共安全支出即是所谓“维稳”经费，用来消弭维权抗争等群体性事件爆发，借以维持社会秩序及政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