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西方领先是阶段现象还是文明现象？

曾跟某学者讨论一个问题：今天的西方尤其是美国领先于中国，是阶段现象还是文明现象？阶段现象是说，西方领先是机缘巧合造成的暂时领先，并非西方一定有更优特质。文明现象则认为，西方是现代文明，具有优于非西方世界的某些特质，其领先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这个问题饶有趣味。

人类文明的第一个爆发期，是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言的“轴心期”，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期。此后，四大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都进入平缓期，没有大的改变。并且，四大文明都互不具有明显优势。

西方现代转型打破了几大文明的相对平行与平衡。它始发于欧洲，拓展至北美。

要理解西方文明变迁，首先须要为文明建立坐标。文明包括六个主要要素（或变量）：知识生产、合法性建构、经济生产、社会管理、社会秩序与个体生活。通过考察，西方文明在六大方面实现了古今（传统与现代）的质的变迁。

第一，在知识生产方面，西方原发性地经历了从传统学术到现代科学的巨大革命。

没有科学革命，就没有对基督教知识体系的突破，就不能否定基督教的神圣权威，就不会实现其他方面的转型。

第二，在合法性建构方面，西方原发性地实现了从神性到人性，即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不论什么时代和社会的人，都需要建构生活意义，而合法性就是意义来源。终极意义来源只有两个：神和人。古代世界都是神性社会，中国古代的神性稍弱。芬纳的《统治史》、布洛赫的《国王神迹》都描绘了古代社会的神性特征。在神性社会，人的生活意义也都来源于神。西方率先实现了合法性来源从神到人的转变。西方现代社会生活的终极根据不再是《圣经》，也不再有统一理论。这一转向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不能突破神性束缚，其他方面的转型都无法可持续地展开。

第三，在经济生产方面，西方原发性地实现了从封建管制经济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四，在社会管理方面，西方原发性地实现了从人治与专制到法治与民主的变迁。

法治与民主都是社会管理体制。尽管当代西方的法治、民主也存在严重问题，但这是运行过程中的问题，而不可能退回中世纪，因为找不到更优的社会管理方式。这犹如，秦汉后，尽管郡县制有很多问题，但无人能退回（西周）封建制。又如，在古代，尽管曾有周边异族瞧不起中国（汉族），甚至征服汉族政权，但最终都不得不接受中国这一套，因为当时中国的问题便属于发展过程的问题。即便中国有问题，其文明程度也比周边更先进。

第五，在社会秩序方面，西方原发性地实现了从等级到平等的转向，并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平等。

古代四大文明都是等级制的。尽管当代西方也没很好地实现平等，但至少肯定了平等的正面价值，这显然比古代否定平等要进步很多。

第六，在个体生活上，西方原发性地从限制性生活方式转向宽容性自由主义生活方式。

在神性社会，人必须以神为中心，接受教条的束缚，而不可能自由生活。中国有“存天理，灭人欲”，西方有禁欲主义。自由主义体现在个体生活上，它承认自私的正当性。当然，自私并非放任，个体行为必须受法律及基本交往原则的制约。概言之，只要法无明文禁止和不伤害他人，即可行为。

由此可以概括西方文明原发性变迁的七个特征：科学、人性、市场经济、法治、民主、平等、自由（社会管理有两个基本特征）。这七个特征就是现代理念，或普世价值（这七个特征，参见笔者2月11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亚洲为什么缺乏思考和声音》）。中国也是接受了现代理念的，当然，这些价值在各国的具体实践可以不同。

还须强调，西方现代转型的所有转向都是质变。其中，学术转向属于兼容性质变，传统学术的某些方法和观点，仍可作为现代学术的初级或基础部分，而现代学术是对传统学术的升级。例如，代数兼容算术，是对算术的升级。其余转向都属于对立性质变，都是转向它的对立面。

因此，有充分理由说，所谓的西方文明，其实是两个文明：一是传统文明，二是现代文明。虽然有些价值如仁爱、诚信是古今通用的，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是以否定为主，以继承为辅。

民国以前，在文明的六个方面，中华文明都没有自我否定，实现质的跃迁，因而自始至终都只能算一种文明的延续。周秦之变，从（西周）封建制到郡县制，主要是权力运行方式变迁和社会变迁，而非文明变迁。秦以后对秦以前，继承远大于否定。最突出表现是，直到清朝，指导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生活的基本观念，全部来自十三经。

其他文明也没有原发性地产生新的更高级的文明，所以也都只能算一种文明的延续。但今天的日本、印度、中国等也可算两种文明，则是因为它们后发地模仿、学习了现代文明，对自己的传统进行了重大的否定和改造，从而演变为现代文明或半现代文明。

四大古代文明之所以同质，是因为其基本要素都是一样的。而各大文明的差异，也可从各要素的具体差别反映出来。中国古代看似变化很大，但都没有超出十三经所规定的基本范围。孔子说“礼有损益”，也即可做一定改变，但改变是有边界的。儒家绝不可能主张人民主权、人人平等、法治民主，否则就会走向对它自身的否定。

如果中国不对传统作深刻改造，它就永远摆脱不了王朝治乱循环的命运，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和竞争力的现代文明。

有三个对照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文明要素的具体内容决定文明的形态与边界。

案例一，西方的古今对照。西方现代转型对西方古代文明六大基本要素的颠覆，使西方古今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例如，宗教是西方古人生活的意义来源和最高原则，但在现代却是个人选择。现代社会的行动准则是法律，宗教则转化为道德宗教和心灵宗教。

案例二，中国的古今对照。从晚清开始，中国也对自己的古代特征作了巨大改造，使古今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只不过，改造还不彻底和全面。

案例三，伊斯兰世界的古今对照。由于伊斯兰世界没有真正改造自己的传统，以致它至今无法走向现代化道路。在中世纪，欧洲与阿拉伯难分伯仲，甚至有时阿拉伯更强。但现在，阿拉伯的开放性、创造性和竞争力越来越弱。前两个案例是因旧文明要素改变而产生新文明的正面案例，案例三则是旧文明要素不改变而不能产生新文明的反面案例。

16世纪以来，西方迅速领先世界，这是文明现象，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领先。落后文明若不改革，差距只会越来越大。16世纪以来，西方领先中国的速度，远超轴心期以降中国领先周边的速度。在古代，中国对周边是有一些优势，但从未形成技术代差。而落后民族对中国的适应其实比较快，如鲜卑族和满族。满族很快适应和掌握汉族政权的治理方式，其治理能力甚至超过明朝。

民国以后，中国虽然进入了名义上的现代社会，但转型并不彻底，所以还不是一个规范、成熟的现代社会。只能说，中国的前脚已跨入现代社会，但后脚还在传统社会中，在许多观念、制度和实践上都受传统的羁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因素迅速增多。如果中国继续转型，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社会，那么，西方之领先于中国，便会成为阶段现象。因为中国具有了开放性、创造性和竞争力，甚至可以比多数西方国家发展得更好，就像日本那样。如果中国继续迷恋传统，抵制某些现代理念，西方之领先，仍可视作文明现象。虽不排除中国在短期内爆发出某种发展速度，但这终究不可持续。此犹如美苏之争。某个时期，苏联的发展速度及某些方面的实力超过美国，而苏联及华约集团的资源不比美国及北约少，但苏联却落败了。美苏之差距，不是阶段现象，而是文明现象，苏联必败。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强大，只能遵循现代文明规律前进。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或可做到先追赶西方，然后修正现代文明的一些缺陷，超越西方。无论如何，中国都不能退回传统。

或许有人会说，传统并非全错，现代并非全对。的确，优劣对错总是相对的。现代文明当然也有不足，某些弊端甚至不可克服。但有效否定的必要条件是提出更优替代方案。谁能提出既超越传统文明，又超越现代文明的更优文明方案呢？

如果提不出，那就继续服膺于现代文明。当然，这完全允许根据自己的国情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要素作修正和改进。套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话：完全可以也应该将现代文明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中国现代化。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强大，只能遵循现代文明规律前进。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或可做到先追赶西方，然后修正现代文明的一些缺陷，超越西方。无论如何，中国都不能退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