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讨论沸沸扬扬，其中，龙仕华《认识我们的语言》、方丽春《保护新加坡式语言的重要性》（见1月23日《联合早报·言论》）等文，都是站在新加坡本土的角度看待新加坡式英语的存在价值，让这种一度被边缘化的第二等语言重新纳入主流的视野。
不只本土人士关注新加坡式英语的发展生态，我两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因新加坡式英语的真正涵义而引发一场舌战，一说“新加坡式英语指的是带有新加坡口音的英语”，一说“语言杂糅才是新加坡式英语的意思”。连新移民也加入新加坡式英语的讨论，这让我有一点感动。作为一名新加坡式英语的使用者，我认为上述两个层面的涵义，它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认识新加坡式英语的特征、使用范畴、词义属性，我综合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和网上资料，并且求证于一些朋友的观点，希望此文能抛砖引玉，通过方家回应，让更多人对新加坡式英语有比较客观和深入的了解。
“新加坡式英语”是新加坡民间普遍使用的英语，有别于官方所使用的“标准新加坡英语”（Standard Singapore English，简称SSE）。标准新加坡英语是一种正式的官方行政语言，它对文法的要求等同于英国的标准英语；新加坡式英语的文法则以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福建话、广东话和潮州话等语言加以杂糅。可以这么说，新加坡式英语是多元种族文化融合的一大特点，而这也正是国家领导人自建国以来一直强调并且引颈以盼的，属于新加坡人自己的文化特征。
作为典型的混合语（Creole language），新加坡式英语到底始于何时？对于这种具有浓厚新加坡色彩的民间用语，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相应政策是什么？
1965年，新加坡建国不久后，新加坡式英语这种熔炉式语言，就在市井小民和贩夫走卒之间初露端倪，应运而生。回顾历史，1970年代，对于新加坡式英语，基本上有两派看法，一派认为这种变异的语言不应该存在，一派认为这种富有本土色彩的语言便于沟通，没有必要强行压制。1990年代初期，新传媒的前身新加坡广播局所制作和播映的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英语对话中，都参杂了大量的新加坡式英语。
尽管新加坡式英语在主流媒体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少数人士担心新加坡式英语会对学生学习英语产生误导作用。因此，从1993年开始，新加坡电视台和电台就停止了这种不纯正英语的使用。作为业内人士，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新加坡广播媒体和审查机关，无论是对英语或华语的节目和广告片制作，在语法使用的审查上都进入了矫枉过正的过渡期。
1996年，有感于新加坡英语水平急速向新加坡式英语倾斜，新加坡教育部在学校范围内发起了一项旨在增强教师英语语法能力的运动。为了让新加坡英语能够与国际标准英语无缝接轨，把新加坡英语导向规范化的一面，由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倡议，2000年，新加坡政府发起了一项面向大众的“标准英语运动”。
然而，对语法的严格管制无法制约语言内在生命力的发展。曾在南洋理工大学访学并熟识新加坡英语文学生态的中国学者刘延超，在专著《新加坡英语文学研究》一书中指出：“虽然政府在大力提倡‘标准英语运动’，但是否新加坡英语就会从此消失了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在有些新加坡人看来，新加坡英语的独特特色已经成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工具，其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是标准英语所不能传递的。这种观点在新加坡的英语文学界得到很多作家的认同。正是新加坡英语所具有的身份认同的功能，新加坡英语不但在新加坡人的口语中流传广泛，而且也开始在新加坡的英语文学作品中出现。”
如果说口语的杂糅大多数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文学创作中的语言杂糅则是有意而为之的。后殖民时期文学书写的一个特征就是文本重置，即作家刻意打破宗主国所留下来的那一套语法标准与规范。例如，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在2000年出版的《律动：新加坡千禧年诗选》（四个语种）一书中，收录了新加坡英文诗人吴信答（Goh Sin Tub）的诗《操母语——新加坡式》（Speaking in Tongues - Singapore Style），诗中以生动的杂糅性语言，反映出新加坡式英语的独特性。此诗试图以不同于传统的词语结构和规范语法，建构属于新加坡人的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已故新加坡国宝郭宝崑的戏剧创作的一大特征，便是尽情发挥本土语言的杂糅性，任何种族的新加坡人都可以坐下来观赏他编导的戏剧，也都基本上能够看得懂。
新加坡式英语起源于口语，而后进入文学文本创作，再经历了口语与文本互为影响的阶段，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历经了将近50年的蜕变，今天，“新加坡式英语”已经从一个贬义词演变成中性词，虽然还没有上升到褒义词的高度，但至少没有人会以讲一口新加坡式英语为耻。
归纳来看，新加坡式英语的存在价值至少有三个：一、作为一种具有兼收并蓄特质，新加坡人沟通起来倍感亲切的实体语言；二、作为一种能够让国人产生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三、作为一种有别于宗主国所留下来的那一套语言规范，新加坡英文作家追求（至少不刻意抗拒）的创作媒介。
尽管如此，新加坡人是否应该在正式场合使用新加坡式英语？我认为，在正式的国际场合，新加坡人还是应该避免讲新加坡式英语。这就好比中文的使用，如果要与国际接轨，包含本土语法句式的新加坡式不规范华语还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基于人类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互动越来越频繁，地球村概念的产生，语言混合杂糅，包括西班牙语、英语和汉语在内的世界主要语种，使用水平越来越呈滑坡现象，这是难以规避的语言发展规律。倘若汉语的学习与使用有所谓的“大华语概念”，英语的学习与使用也应该建立起“大英语概念”，即适度地接受英国之外的国家在使用英语时，某种程度的名词创建与语法变异。对名词创建如“新加坡式英语”的适度接受，将有助于丰富英语词汇；对语法变异的适度接受，将有助于让英语的学习与使用范围更广。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出版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解释，一个单字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有足够的独立使用例句，并要考量该单字是否已达到目前普遍通用水准，意即使用者不须另外诠释其背后含义，方可纳入选字范围。随着《牛津英语词典》收入“add oil”一词作为“加油、打气”的意思，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有着近50年历史的“Singlish”，也会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作为一个正式英文名词而存在。
归纳来看，新加坡式英语的存在价值至少有三个：一、作为一种具有兼收并蓄特质，新加坡人沟通起来倍感亲切的实体语言；二、作为一种能够让国人产生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三、作为一种有别于宗主国所留下来的那一套语言规范，新加坡英文作家追求（至少不刻意抗拒）的创作媒介。
（作者是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