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中国对世界还缺什么贡献

不可否认，最近几十年，中国国力迅速增长。于是，有些人开始膨胀，说这种武器那种家伙又可以对抗甚至超越美国，形成“吓尿体”“厉害体”。其实，不论中国有多厉害，此种观念都还停留在坚船利炮阶段。这种观念以为，只要武功硬起来了，便可称王称霸。

也不可否认，要树立全球威望和领导权，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但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却是为世界提供良性理念、规则与秩序。

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出现全球霸主，所有霸主都是区域霸主。美国作为当今霸主，也从未控制苏联（及俄国）、中国、印度等。而在区域霸主中，中国可谓具有最长的霸主历史，它主导东亚达2000年。鸟瞰中国史，看看古代是如何维护领导权的。

春秋霸主齐桓公联合诸侯，本有实力击退北上进犯中国的楚国（彼时楚国还被认为是蛮夷），但他对楚国晓之以理，要求楚国服从天下秩序，从而实现了和解，订下著名的召陵之盟。此后，齐桓公又多次召集诸侯，维护天下秩序。所以，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

秦汉后，中国疆域总体不断扩大，统治相对稳定。虽然不乏征伐，但如果没有有效治理，根本统治不住。古代有效治理的策略是什么？以敬天、保民、尚德（仁、义、礼、智、信）为理念，以君权至上、人治、专制为规则，以等级（三纲六纪）为秩序。理念比规则抽象，规则比秩序抽象。理念、规则和秩序，其实是常说的软实力中最核心的部分。当然，中国也拥有古代世界最成熟的农业技术与经济，这属于硬实力。

今天，我们可以批评古代观念的合理性，也可以批评古代并未很好地实践那些主张，但我们应历史地看问题。第一，有一套理念、规则与秩序主张总比没有好。第二，古代中国部分做到了上述主张，社会治理的确比周边国家和民族做得更好。而在古代主要文明中，中国可以说是做得最成功的。基辛格有言：“其实在过去的1800多年中国都并不是一个崛起的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一个国家”。第三，最重要的是，在古代东亚，没有其他国家和民族能够提出超越中华文明的理念、规则和秩序。

在武力上，除了汉唐，汉族政权并不占多少优势，游牧民族的单兵作战能力强于汉族。南北朝、五代十国，中国被少数民族打得四分五裂；元、清两朝，少数民族还彻底统治中国。但是，由于中华文明的领先性，所以，即便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政权，在文治上也不得不服膺中华。

鲜卑族、蒙古族和满族对待汉族文明的方式，都具有典型意义。鲜卑族主动汉化，属于落后文明认识到先进文明而主动顺应的典型。蒙古族拒绝汉化，属于落后文明明知先进文明但刻意抵制的典型。须思考的是：抵制先进文明是否使蒙古族更幸福了？如果蒙古族不想灭亡，它又能否抵制后来的现代文明？满族的汉化，则是落后文明想抵制先进文明，但因长期接触不得不接受先进文明的典型。满族汉化还有特殊意义：能让统治民族满族汉化，而非汉族满化（小有强制满化如发饰衣冠），靠的是什么？——不是武力，而是文明的力量。

满族汉化，日耳曼人基督教化，都不是武力可解释的。春秋时，弱小的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却能运用周朝天下公法，不战而退齐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更不是武力所能解释的。如果全凭武力，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哪里还需要什么法律、规则、道德与正义？天下，可马上得之，但不可马上治之。治天下，虽然也要靠武力，但更要靠理念与规则，并形成秩序，才有持续性。

因此，古代中国领导权的核心不是武力，而是文明的力量。

但是，一种文明的领先不是永恒的。西方现代文明兴起后，所有传统文明（包括西方自己的传统文明）都相形见绌。

现代文明以科学、自由、人权为理念，以市场经济、法治、民主为规则，以平等、个人主义为秩序，在国际上则以民族国家为理念（参见笔者在2019年2月11日《联合早报》发表的《亚洲为什么缺乏思考与声音》）。这些基本价值中国也是认可的。笼统地说，这些都是理念，但其关系并非平行的，而是有层次之别。

虽然西方也只是部分实践了现代价值，但较古代毕竟有巨大进步。例如，在古代，屠杀战俘无可指责，而在现代则是违反国际法的。古代没有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多数国家都有。在古代，刑讯逼供、非法羁押是常态，而在现代则是非法的，这显然是对民权的伸张。在古代，君权至上，而在现代，法律至上，这显然是对公权的限制。

当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虽有产品的功劳，但美国基本不对外提供中低端工业品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力，除了来自技术和军事，还有更重要的来源，即它是现代价值的主要继承者和维护者，更是当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美苏对抗，苏联的发展速度及某些方面的实力超过美国，且苏联及华沙条约集团的资源不比美国及北约少。要论武力，苏联不但强大，且更有暴力性。甚至，社会主义国家还想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但是，美国却把苏联集团和平演变了。在竞争中，相同因素相互抵消，不同因素才是真正起作用的。美国靠什么赢得冷战？——文明的力量，即理念、规则和秩序的力量。

诚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现代文明都远非完美。在经济上，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并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在政治上，由于共识和妥协精神逐渐流失，民主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政府效率很低。法治也产生严重的制度成本。在国际上，美国也有不少霸权行径。但优劣对错是比较而言的，要从完美主义指责某个对象，太容易也太廉价，有效批判和否定的前提是提出更优方案。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美国提供的理念、规则与秩序难道比苏联差？比清朝、明朝差？

尽管现代文明不完美，但人类要设计出更高级文明，却并不容易。例如，不少中国古人已意识到君主制的严重弊端，但他们无法提出超越君主制的更优方案。因为古人承认君权神授，若要否定君主制，就要否定神或天，进而否定儒家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即道统。不要说实践阻力，其理论阻力就无穷大，因而无人能够甚至敢于提出替代方案。古人能想到的，就是权力只能来自天，绝对想不到权力可以来自民。无论儒家多么爱民，人民在古代等级社会中也是下等的。儒家最多能想到人民应该是被权力关爱的对象，权力应该对人民好点，而绝不可能主张人民是权力本身的来源。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任何国家都想获得世界领导权。所以，中国想获得更多领导权，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是：中国如何获得领导权？

中国要想获得更多领导权，除了在高质量技术和产品上下功夫，还需要在理念、规则和秩序下功夫，但在这些方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什么贡献呢？

若中国能提出更优理念、规则和秩序，不啻为人类之福。

但是，新的理念、规则与秩序，殊难设计。我曾问过一些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你能否想象既不同于古代又超越现代的新理念，并形成几个概念？”无不哑然。

若不能提出更高级文明，则合理选择当为：遵循现代文明基本架构，努力实践，进行改良，形成超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全球公信力。彼时，中国想不要领导权，都难。

在同一秩序下，领导权的确可以转移，如春秋时领导权从齐桓公转到晋文公，20世纪领导权从英国转到美国。不过，即便领导权从此国转到彼国，文明基本架构即理念、规则和秩序不会变，即常言的游戏规则不变。而在中国无法提供更高级文明的条件下，即便中国的实力超越美国，获得世界的主要领导权，甚至比美国做得更好，也只能在现代文明的基本架构下运行。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要想获得更多领导权，除了在高质量技术和产品上下功夫，还需要在理念、规则和秩序下功夫，但在这些方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什么贡献呢？若中国能提出更优理念、规则和秩序，不啻为人类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