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语文工作者汪惠迪于3月18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新加坡华语“没大没小”真好》，主题很清楚，就是不认同学者之前提出的“大华语”概念。他认为华语只有一种，不应该分“大”“小”，如果建立起大华语概念，只会造成华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混淆。


原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阅读这篇文章，读到最后第二段，才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及自己在3月13日发表于《联合早报·言论》的篇名《正视新加坡式英语的存在价值》。


汪先生的大作，主要是否定中国学者陆俭明教授和李宇明教授所倡导的大华语概念。汪先生漏了提一个重要的名字，那就是新加坡学者周清海教授。


周教授对于“大华语”概念的支持与落实，可以观诸于他的论文《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看华语区的语言问题》。在此文中，他也提出“大华语与语言融合”的课题，并引述李教授发表于《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的论文《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周教授在文中说：李宇明“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个共识性表达。”从这段引述文字中，可以想见大华语概念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一群对华语教学与使用研究呕心沥血的学者集思广益的结果。


自2005年陆教授发表《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一文以来，其后王若江（2008年）、周清海（2016年）、李宇明（2017年）、卢德平（2017年）等学者，对这一学术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论辩，可见这一学术概念已经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另见祝东《“大华语”的正名》，201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网》）


周教授不只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阐述大华语概念，2017年5月4日，他也应邀在中国华侨大学进行题为《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看华语区的语言问题》的学术讲座，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为推广全球华语不遗余力。


2018年9月7日，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出席了陆教授的专题讲座《“大华语”概念适应华文教学发展的需要》。陆教授的这个讲座，主要是从华文教学的角度，强调实践大华语概念的重要性。概言之，大华语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因应今天全球华文学习的挑战难度，允许不同地区的人士在教导、学习与使用华文时，有着更大的伸缩性与包容度，接受某种程度的语音、词汇与语法上的变异；如果硬性教授、学习与使用规范化华文，不但不切实际，而且会使到许多学习者望而却步，无助于华文的进一步传播。


作为一名华文使用者，数十年来，我都在一直强调规范化华文的重要性。自从听了陆教授的讲座，我的观念有所改变。诚然，全球大趋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不及时做出相应的对策，华文（尤其是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将愈发进入困境。


拙文《“大华语”概念与华语教学的反思》简介陆教授讲座中所提及的大华语概念落实在华文教学上的做法，同时给予支持，发表之后，新加坡退休校长郑昭荣也写了《大华语与教材编写》（2018年10月12日《联合早报·言论》），对以大华语概念落实到教材编写的做法，表达了殷切的期待。


汪先生多年来对华文问题所做的探讨与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在《新加坡华语“没大没小”真好》一文中，汪先生提到了他在1999年所编著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刚好我手头上也有这本独具新加坡特色的词典。


正如编著者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本词典所谓的‘特有词语’是同普通话词汇相比较而言的，毋庸置疑，首先得把着眼点放在只有新加坡才有的词语上。其次，本词典也收集了一部分普通话词汇没有而新加坡华语词汇却有的词语，而这些词语也存在于港澳或台湾人民的语文生活中。”


这两句话，恰好印证了大华语概念的存在价值。如果没有接纳词汇变异和语法变异的必要，那汪先生何必大费周章，编著这样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一切以中国大陆的汉语规范工具书和教学法为依归，不就得了？就因为不同国家地区有各自的华文使用习惯，汪先生编著的这本词典才会显得与众不同，我还在一个月前，特地在面簿上介绍了这本书。所以，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早在学者创建和论述大华语概念之前，汪先生已经是这种概念的先行者与实践者了，因为现实环境中确实有这样的区分需要。


无论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孔子学院还是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在规范化的华语教程之外，更累积了不少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经验。多年来，各种华文教育团体或个人所出版的多种关于华文（包括文学）教学的书，例如谢泽文撰写的论文集《教学与测试》（2003年）、陈志锐博士主编的论文集《现代文学及其教学》（2013年）等等，无论成书时是在大华语概念提出来之前或之后，它们的写作方向都与大华语概念的策略吻合。大华语概念正是在这些教学经验与著作上梳理、创建和完善的。


每一个新理论或新学说被提出来之后，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与辩驳，无论是使海外华文文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陈贤茂、使海外华人移民成为独立学科的王赓武、使华语语系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的史书美，还是使大华语概念成为华文教学与使用的主导理念的陆俭明、周清海和李宇明等人，他们的前瞻式梳理与论述，往往会在经过岁月的淘洗后，得到充分的沉淀与验证。


“新加坡式英语”是英语的变体，同样地，“新加坡式华语”也是华语的变体。大华语概念是应对新加坡式华语（社会趋势）和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教育趋势）的策略之一，这个概念已经在新加坡华文教育界逐渐普及化。除非汪先生有坚实的反证例子，证实大华语概念不适于/不利于今天的全球/新加坡华文教学与使用，否则，“华语就是华语，新加坡华语‘没大没小’才好”，推翻这一切的理论设想与实践成果，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作者是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


早在学者创建和论述大华语概念之前，汪惠迪先生已经是这种概念的先行者与实践者了，因为现实环境中确实有这样的区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