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在越南河内结束的美朝第二次首脑峰会，因双方没有签署联合宣言而让外界感到失望。尽管双方事后都表示，虽然峰会没有发表联合宣言，但双方还是就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也都期待尽快再就相关议题进行会谈。笔者认为，造成第二次美朝首脑峰会无果而终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这次峰会不如人意也曝露了其中的弊端。
笔者认为，这次峰会没有发表联合宣言，不应草率认定是谈判“破局”，更不是美朝关系再次走向“对抗”的开始。外界对这次峰会寄予很高期待，完全是由于在去年6月成功举行首次“美朝首脑新加坡峰会”后八个月内，美朝双方都为第二次峰会的举行和取得实质成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加之半岛局势整体进一步趋缓，因此而认定河内峰会理应更进一步，甚至有更多“实质突破”才是。
金正恩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那句“如果不能取得实质成果，我就不会来这里（河内）了”，更是事先张扬的超乐观态度。当时又有谁怀疑过他的信心呢？
但其实是，在八个月沟通期间，美朝双方的互动也出现了不少困难，包括美国国务卿去年底本已计划好的平壤之行临时叫停、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的几次访朝计划时间表变更等，都显示美朝之间的互动出现“疲态”，但双方努力争取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终极目标及基本认同的去核途径，并无实质改变。
在两国高级代表团互访的过程中，双方曾就重新确定“半岛无核化具体定义，时间表及路线图，双方愿意交换的条件，规划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互设联络代表处），宣布朝鲜半岛停止战争并签署和平宣言”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也都进行了多次谈判并取得了原则共识。河内“临门一脚”出现状况，相信背后一定存在各种复杂原因。
由于半岛局势、美朝关系异常复杂，因此，也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峰会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化解所有敌意和不信任。国际社会应该学会适应峰会（特别是“美朝峰会”）可能无果而终的结局。
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美、苏就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从1969年一直谈到1979年，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伊核问题“5+1”正式谈判，也从2013年谈到2015年，用了两年；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从2003年4月谈到2007年9月，共进行了六轮，最终还是以朝鲜宣布“永久退出会谈”收场。
因此，那种期待美朝双方在短期内就可以达成全面无核化、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想法，未免过于脱离实际，也过于天真了。
当然，就这次河内峰会的观察来看，笔者认为，会谈过程中所曝露出来的弊端是明显的、严重的，如果未来美朝双方对此不加以认真对待和纠正的话，相信接下来的峰会仍有可能重蹈覆辙，甚至愤然而散。分析前，笔者必须先假设，这次河内峰会美朝双方原本是愿意谈成的。这很重要。因为如果双方本来就不想达成协议（自然也不可能有峰会），后面的分析也就不能成立。那么，归纳起来，美朝河内峰会所曝露的主要弊端包括三个：
首先，双方依旧严重缺乏彼此信任，互信基础薄弱而且严重不足，以至于对方无论提出怎样的建议、解释或设想，都有可能遭另一方深度怀疑其图谋不轨，结果必然导致双方谈判举步维艰。例如，这次河内峰会中，金正恩提出“希望美国解除对朝鲜的部分制裁”，包括2016年至2017年美国对朝采取的五项制裁，让朝鲜可以在矿产、海产出口、粮食、药品进口和对外交通、外汇结算等方面有所解禁。这本属有助于缓解朝鲜人道主义危机的正常建议，但却被美方认定为“如果解除这些制裁，几乎等于解除全部制裁”，因此遭特朗普断然拒绝。
本来，如何分步骤解除对朝制裁，已经在峰会前美朝双方谈判中有所讨论，也有共识，但峰会中朝方建议遭拒绝，显然归根到底还是双方主腦互不信任，把自己的主观理解判断强加在对方身上，谈判岂能顺利？美朝两国敌对70年，相互视对方为“敌人”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惯性认知，而且已是浸透骨髓内的深仇大恨，表面看去的一团和气，难以维持到涉及具体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双方欠缺“互信”极大影响了对对方的合理关切做出客观和正确判断的能力，而这至始至终都是谈判成败的致命因素、关键基础。特朗普和金正恩曾在新加坡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相互信任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关键”。但很遗憾，两人并没有这样去做。
其次，双方过高“要价”，抱有不切实际的“闯关”心态，导致双方目标差距拉大、无法契合。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记者会上指出：“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设置过高的门槛，也不应单方面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这显然是对华盛顿和平壤谈判策略的批评。华盛顿试图逼平壤弃核需“一步到位”，而平壤又幻想华盛顿制裁解禁应“一次消除”，双方都在相互施压、示强，谈判难有成果不出意外。
再次，双方对峰会的准备仍显不足，沟通有误且缺乏后备方案，也是导致峰会无果而终的原因。俗话说“魔鬼总藏在细节里”。随着谈判越深入、越具体、越细化，就越凸显有效沟通和准确理解的重要性。金正恩和特朗普都属“非传统+另类风格”领导人，前者特备别注重“政治正确”“不甘示弱”，后者则过分强调“利益优先”，又“好大喜功”；两者性格迥异且都是性情变化快、易凭直觉做决断的人。因此，彼此产生的“化学反应”瞬间即逝，各自具体谈判团队就更有必要、更应谨慎小心地认真对待每个细节内容，更加精准理解对方意图。这对双方形成共识极为重要。
与此同时，双方还都应该拟有“Plan B”，一旦沟通和理解出岔子，可以及时针对突然冒出的新问题展开谈判、紧急补救，而这次河内峰会显然在预留“后备方案”上存在明显缺位。例如，当朝鲜通报了可以接受美方核查的核材料生产地点、设备后，美方却突然提出“至少还有两个”过去朝方从未提及的秘密核材料提炼工厂（即所谓“KangSon核设施”和“平壤郊外平安道千里马区核设施”），也必须列入核查范围，这让朝方措手不及。
正如事后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的那样：“我们发现朝鲜保有秘密核设施，朝鲜对此很震惊”。随后，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对此作回应称：“我们的国务委员长无法理解美国的谈判方式”。显而易见，对在谈判桌上突然出现的状况，双方都没有后备方案加以应对，而是事后以各执一词、互推责任一走了之。
最后，这次河内峰会曝露出因没有“第三方”介入调解和斡旋，“单对单”形式的首脑峰会丧失了有可能挽救破局的机会。笔者认为，某种程度而言，“第三方作用”或许在于可以保障谈判双方一旦出现误解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后，得以立即进行劝解、调整工作，适度缓和谈判气氛，给各自留出更多冷静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而不至于导致峰会不欢而散。
前面提及，美朝互不信任由来已久，“一对一式”会谈很容易受到诸如相互猜疑、谈判策略、精神状态、语调语气和谈判氛围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当时特朗普还忧虑他的前任律师科恩在国会对其不利听证，心理因素也影响他难有正常的谈判状态，很可能与金正恩一言不合即拍案离席。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有“第三方”在场，完全可以介入其中，调整谈判节奏，舒缓双方压力，具针对性地展开有利于维持双方谈判继续进行的调解开导工作。
对此，笔者认为，启动“三方会谈”甚至“四方会谈”的确存在客观必要性，特别是美朝领导人举行正式峰会前，如果有“三方或四方”会谈，谈判成功或会有更大保障。当然，美朝双方是否愿意让“第三方”参与峰会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在缺乏严重互信基础上的“一对一式”首脑峰会，其弊端和风险显露无疑。
此次特金二会没有签署联合声明，但不是失败，初步判断也不大会导致美朝重回全面对抗的老路。只要双方坚持接触、对话，总是于事有益的。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而得到的教训也应及时汲取，下次大家再来纠正。
在八个月沟通期间，美朝双方的互动也出现了不少困难，包括美国国务卿去年底本已计划好的平壤之行临时叫停、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的几次访朝计划时间表变更等，都显示美朝之间的互动出现“疲态”，但双方努力争取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终极目标及基本认同的去核途径，并无实质改变。
（作者是凤凰卫视 资深时事评论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