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行使了任内第一次否决权，否决了国会此前通过终止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案。之所以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最直接原因是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经费在美墨边界“建墙”，以应对非法越境问题。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移民政策作为其执政重点，从上台之初发布颇具争议的“禁穆令”到打击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甚至于要修订出生公民权，以阻断外来移民非法迁移的链条。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移民管理与融合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然而，随着移民来源结构的变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美国在移民融入上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对待移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质疑、担忧，甚至于排斥的情绪时有蔓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移民问题不再仅仅是一项经济、社会领域的议题，而且还与安全议题密切相关。同时，移民问题还上升到身份认同层面，甚至于文化冲突领域。


而如今，这一问题还掺杂着种族对立成分，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凸显，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有所抬头。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个案，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近日，新西兰发生的枪击事件便是一个最新例证。


这种现象出现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西方对全球化的再认知与政策再调整。从历史上看，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资本扩张、技术革命、贸易自由、人口跨境流动等都促进了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在此进程中，西方是主要的获益者，它们利用在资本、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定义着全球化的内涵、方向及其利益分配。因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


吊诡的是，西方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在培育着一大批竞争对手，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等层面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很难长久占据，发展中国家利用其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在治理层面吸收、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技术革新层面抓住了发展机遇，激活了后发优势，从而带动了其实力与地位的巨大提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对全球化辩证的认知，成为它们抓住机遇、攻坚克难的重要动力。


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的质疑，因为金融危机而更加固化与外化。2008年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不仅是实体层面，也包括心理层面，它们对于其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那么自信，在主导全球经济格局与塑造全球经贸秩序方面感到力不从心，继而推进全球化的决心也开始动摇。这种状况又因为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分配、贫富分化等问题而变得更为强烈。


全球化推进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但也加剧了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正等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从国家层面来说，全球化依然符合它们的利益诉求，也契合其价值追求。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被大企业、大财团所垄断，而其付出的成本却由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来承担，外来移民问题便是这种冲击的最主要表现。


然而，这种将外来移民视为发达国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问错了诊”，通过排斥、减少移民的方式来应对困境则是“开错了方”。实际上，移民对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既是有利的，又是必须的：一方面，发达国家普遍面临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移民的到来对其劳动力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另一方面，鉴于发达国家具有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更富吸引力的薪资待遇、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全球最顶尖人才都将这些国家作为首要的移民目的地。这也使得发达国家在移民资质上设置了更为严苛的准入条件，其移民政策的选择性与限制性色彩凸显。


这当然是出于自身发展利益的考虑，但也导致了大量非正规移民进入到发达国家。相对而言，非正规移民技术能力有限、文化程度不高，这些人与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形成了竞争关系。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劳动力市场饱和的情况下，这种竞争性必然会导致目的国民众的反感。


发达国家的政治运作助推了这种排外情绪并促进其上升为排外政策。这些国家自诩为民主政体，政党通过竞选的方式来实现执政目的。鉴于民众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的不满，他们需要为此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原因，而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正规移民最易成为众矢之的。因而，民粹主义思潮及其政策主张受到欢迎，那些以此为旗号的政治人物赢得选举，这便产生了示范与扩散效应。


西方世界有可能陷入到极左或极右的政治旋涡之中，这令那些倡导自由主义的人士感到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一定程度上来说，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自我政策失败的一种结果，同时也表明西方所定义的全球化已经不合时宜。


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或终止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但这种全球化已具有更多新的要素与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更多元。从国家行为体来说，它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并且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发挥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二是内容更丰富。新全球化不仅重视生产层面，要做大“蛋糕”，而且重视分配层面，要分好“蛋糕”，均衡、普惠、共赢的原则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三是体系更民主。新全球化的规则与制度不仅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而且也深深嵌入了发展中国家的认知与偏好。正源如此，新全球化将更有代表性、更具公正性、更富持续性。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西方世界有可能陷入到极左或极右的政治旋涡之中，这令那些倡导自由主义的人士感到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一定程度上来说，各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自我政策失败的一种结果，同时也表明西方定义的全球化已经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