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八轮的中美马拉松式贸易谈判,迄今为止在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谈判堪称取得“空前进展”。
不过,从谈判双方释放的相关信息来看,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中长期战略目标冲突的双方,即便基于一定程度的合作性博弈而达成对双方均较为体面的协议,但在两大超级经济体最终找到有效利益分享机制之前,出现新的反复与冲突将是常态化现象。
整体上握有占优策略并持有关税威胁筹码的美国,在谈判中占据相对主动并就协议执行机制向中方提出了较为生硬的条件,但基本熬过最困难时期的中国不可能照单全收,正通过内外兼修(对内释放减税红利,对外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和尽可能聪明的讨价还价手段来化解美国的强势手法。
其中,有关人民币汇率议题,尽管在外人看来并非最重要课题,实则却是关乎中美在未来全球顶层分工地位的关键命题。
中美围绕人民币汇率博弈经年已久。在今天极为复杂的国际汇率生态环境里,汇率早已不是一国货币相对于另一国货币的比价,而是蕴含着大国间多维博弈的重要载体。从21世纪主要经济体竞争的聚焦领域来看,金融和技术一道,是谋求产业控制力的最重要手段。
自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以来,迄今只有英镑和美元先后真正完成了国际化并成为全球各自时期的主导货币。而英镑和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就在于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8世纪和20世纪形成了举世无匹的生产能力、密布全球的贸易体系和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金融交易与配置中心以及相应的金融制度文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持条件是英美两国为捍卫货币霸权而先后打造了全球性海军力量。
尤其在全球经济活动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掌握汇率主导权意味着掌握了全球经济分工与财富分配的钥匙。这也是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自二战以来将美元视为国家命根子的机理所在。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对经济实力显著下降的情势下,依然较为稳固地维系着美元本位,除了替代性的货币力量工具发育不健全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管理复杂金融系统的能力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
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掌握着前沿金融工具的人才库、全球最强大的商业银行体系与投资银行体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保持着对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以及对核心金融信息的垄断;而美联储、财政部以及华尔街金融资本之间极为缜密的分工合作关系,使得美国对全球金融定价与交易体系的主导地位,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从未失手。
中国在上述各面的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尤其在金融制度文化与全球性海军力量支撑方面差距很大。不过,在美国人眼里,致力于成为全球产业与资本强国的中国来说,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和金融开放与发展成就的人民币,不仅代表的是中国90万亿人民币经济圈的货币价值符号;还有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亚、西亚等地区超过20万亿美元经济圈内人民币的影响力。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延伸,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人民币将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的贸易伙伴、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而依照大国金融发展逻辑,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前提条件。一旦人民币开始承担全球货币体系的关键角色,意味着在本轮较为漫长的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作为变革动力的重要推动者,特朗普最担心的出现美元,欧元与人民币三足鼎立局面,甚至美元与人民币双雄并立的局面,可能成为现实。
美国的中长期目标是把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锁定在美元体系的范围内。据了解,美国对中国在今年1月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高度重视。根据该行动计划,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美国判断,这预示着中国谋求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金融主导权。
美国尤其对上海建成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支付清算中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的发展目标极为敏感。因为一旦该目标实现,标志着上海将成为全球重要的资产计价与定价中心尤其是财富配置中心。美国认为,美元是美国的国运之本,若放任人民币资产逐步替换美元资产,则在实体经济领域本就部分落后于中国的美国,将来有可能首先出现东亚美元圈消失的局面,而人民币则成为东亚货币市场的主宰。
莱特希泽余生的目标是使用一切手段全力击垮中国,哪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至少也要打乱中国追赶美国的节奏,防止中国以制造业为基础,通过贸易价值链提升,夯实金融竞争力,最终夺取美元地盘。因此,美国以中国操纵汇率,对美采取不公平贸易为借口,在汇率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试图通过关税大棒制造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魔咒效应”,目标是不仅能够在关乎中国经济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取得战略博弈的心理优势,更期望收获压力测试效应,从而为制造新的议题提供空间。而中国之所以在这场博弈中略显被动,还在于欠缺可以制约美国的金融力量工具。
当前正是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人民币只有深度介入到全球各个层次的资产定价与交易体系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国际货币。中国需要培育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声望机制,提高国外市场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偏好。因此,中国也希望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随着人民币国际行为空间的不断扩大,作为人民币的发钞行与管理机构,人行承载的使命将更为艰巨,面临的国内外各种挑战将更为复杂。
货币存在价值就是交易的便利化、稳定性以及其所包含的国家信用和立体化的力量体系。对中国而言,在暂时无法取得占优策略之前,当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危及中国储备资产安全,更有可能吞噬中国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的发展成果。如何找到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平衡点,如何找到汇率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金融稳定的平衡点,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考验。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体系的不断延伸,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人民币将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的贸易伙伴、投资货币乃至储备货币。而依照大国金融发展逻辑,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