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泰国大选：偏离常态的“权力游戏”？

巴育领导的当局显然在理性地算计自己与对手的力量对比，并根据逐渐公开的选票结果，决定下一步的对策。为了防止新崛起的未来前进党成为此次大选的“黑天鹅”，当局特意留了一个杀手锏，就是保留对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的起诉权。

泰国大选结束了，但局势并未明朗。在选举委员会尚未发布完全的计票结果的情况下，亲达信的为泰党与亲军方的公民力量党，就早已迫不及待地各自认定本党已取胜。扑朔迷离的政治走势，给投资者的未来预期蒙上了阴影，也给“政治谣言”提供了传播空间。泰国官方3月28日证实，有九人因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与此次大选有关的“假新闻”而被逮捕，面临的最高刑罚将是五年监禁和3100美元罚款。

目前泰国的政情，既不同于威权国家，也不同于民主国家。在典型的威权国家，权力更替的规则相对简单（如前任指定），人事变更的结果常常早在投票前就已确定，“选举”不过是确认“继承人”的合法手续而已；而在典型的民主国家，权力更替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如简单多数制），在计票统计完成之后，会立即公布竞选结果，通常不会久拖不宣。泰国则不同，不仅设计了一套复杂的算法，让选举结果雾里看花，而且正式结果的最终公布日期也要等到5月9日，届时距离选举结束已一个月有余。

表面看来，泰国的“矫情”似乎让人看不懂。然而实际上“独特”的泰国，也许正代表了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困境：它们既无法退回到传统的威权模式，也无法在短期内走向成熟的民主体制。于是在“进退两难”之间，看似偏离民主常态的“权力游戏”，又有着现实的合理逻辑。

这是此次大选第一个让人困惑的地方。按照政治学常识来理解，既然选择了民主的权力游戏，就应该让投票结果“说了算”。也就是说，参与竞争的各方都要尊重最后的计票结果，成功者不搞“秋后算账”，失败者也不“撒泼打诨”。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就须及时公布选举结果，因为选举结果公布得越及时，其公信力越高，也就越容易获得候选人及选民的认可和接受。

然而我们却看到，泰国选举的投票结果的公布日期，被人为地分成两个阶段：非正式结果与正式结果。按照3月24日投票当天的说法，非正式的投票结果会在投票结束后三个小时揭晓，正式的投票结果则在5月9日公布。抛开正式结果的公布日期不说，原本应在当日公布的非正式结果也一拖再拖。在3月24日当晚与25日下午分别公布了92%选票与95%选票的计票结果之后，就进入了一段长达三天的“空档期”。直到3月28日，泰国选举委员会才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统计100%选票后的非正式结果。

上述做法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首先，将正式结果的公布日期定在5月9日，显然有深远的考虑。泰国新国王哇集拉隆功将在5月4日至6日举行加冕仪式，选择在国王加冕仪式之后公布大选结果，很明显是为了避免大选结果干扰国王的加冕仪式。如果在加冕仪式之前公布正式结果的话，一旦参选政党对选举结果产生质疑，不排除引发街头政治的可能，毕竟街头政治对泰国民众来说并不陌生，况且民众的政治激情已经被军政府压抑了五年之久。

其次，如果担心大选结果会干扰国王的加冕仪式，为什么不将大选推迟到国王加冕礼之后呢？反正在过去的五年里，大选已经被推迟了六次，也不差这两个月的时间。这种看法实际上没有看到举行大选的意义，显然不仅是通过还政于民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同时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要树立新国王亲民主的良好形象。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时代，亲近民主不仅会增加新国王的权威，也会提升其国际形象；而且举行此次大选，正是新国王在1月23日发布敕令才最终拍板决定的。因此，大选日期定在国王加冕典礼之前，就有了向王国加冕献礼的意义，标志着开创新政治气象的决心。

第三，非正式的选举结果也推迟公布，同样暗含当局的理性算计。巴育领导的当局显然在理性地算计自己与对手的力量对比，并根据逐渐公开的选票结果，决定下一步的对策。为了防止新崛起的未来前进党成为此次大选的“黑天鹅”，当局特意留了一个杀手锏，就是保留对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的起诉权。今年2月27日，泰国检方曾传唤塔纳通，指控他与未来前进党的另外两名党员，因上载到面簿的一场演说涉嫌发布假信息而违反电脑犯罪法，并决定将在3月26日，也就是大选后两天，公布是否提讼塔纳通及其两名党员。

这实际上是当局手里的一张牌，至于是否打出这张牌，当局肯定会根据选票结果来作出决定。我们看到，非正式结果是在3月28日公布的，恰好是在3月26日之后。如果在26日之前公布的话，起诉塔纳通这张牌也就失去意义了。

此次大选第二个让人困惑的地方，是泰国设计了一套抑制多数党出现的制度。与英国一样，泰国也是议会君主制（或称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规定政治权力掌握在议会和内阁手中，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英国“威斯敏斯特式”议会民主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议会多数党手中。由于首相也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因此政府的各项活动在议会中通常不会遇到障碍，由此保证了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这也是英国学者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发现的英国宪政的“效率秘密”（the efficient secret）。

然而我们却看到，此次泰国大选所依据的2017年新宪法及选举法，却设计出一套抑制多数党出现的复杂制度。抛开上议院由军方控制的250议席不谈，我们只看跟政党有关的下议院500个席位是如何分配的：在下议院全部500个席位中，有350个是“选区议席”，由选民投票产生议员，另外150席是“政党席位”，按照政党得票比例分配。350个选区议席基本公平，关键就在于剩下的150个政党议席，是根据各政党所获得的总选票的比率，将议席分配给政党，但须扣除之前所获得的选区议席数。

《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清晰阐释：“首先，必须算出每个席位的‘价值’，即有效投票总数除以500个总议席。假设此次合格选民中投下的有效票共有4000万张，除以500，每个席位的‘价值’就是8万票……以为泰党为例，它获得了720万张有效票，若除以上述假设的每席8万票，即该党可得到90个议席；而根据选委会公布的非正式成绩，为泰党夺得下议院137个议席，超过了该得‘限额’，所以不能再分到任何席位。”

也就是说，获得选区议席越多的政党，所扣除的政党议席也就越多。这套制度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拉平了大党与小党之间的实力差距，从而抑制多数党的产生。在无法产生多数党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政党联合政府。而与多数党政府相比，多党联合组阁模式无疑会增加组阁成本，也不利于与政府运作与政策执行的稳定。

这种看似很难理解的设计，其实反映了军政府当局的考虑：防止亲达信阵营的政党东山再起。作为泰国政坛的两大对立阵营，军方及保守阵营对亲达信阵营的政党是相当忌惮的。泰国1997年的“民主宪法”实施，为大党的出现创造了制度条件。达信以商人特有的敏感，抓住机会在1998年创立泰爱泰党。在2001年的大选中，泰爱泰党一举击败传统大党民主党，上台执政。在2006年的大选中，达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又获得连任。随后，军人发动政变推翻达信政府，泰爱泰党也被解散。虽然军方及保守阵营解散了泰爱泰党，却无法消除亲达信阵营的政治影响力。

此后，人民力量党与为泰党先后继承了泰爱泰党的衣钵，并在选举中屡次击败保守阵营。2014年的军事政变虽然再次推翻了为泰党的英叻政府，却没有解散为泰党。此次复杂的选举制度设计，显然就是针对为泰党，防止为泰党再次独揽大权。

一篇研究泰国民主的文章开头曾说，“总说转型在路上，却无人知道路在何方”。如果我们以成熟的民主国家为典范来看待泰国，“泰式民主”确实有些跑偏。然而，如果回到泰国自身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种种看似偏离民主常态的“权力游戏”，却有着现实的合理逻辑。理想值得追求，现实无法超越。祝福泰国走出自己的民主之路，交出一份让泰国人民满意的答卷。

（作者是中国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