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台湾社群意识形态的极化以及未经查证的网络信息流窜，一向标榜“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声称与行政部门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的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在几经行政院、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等多个机构与委员的多次问责施压下，终于在3月27日，对台湾中天新闻台以违反事实查证以及违反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原则，而提出七项处分。


NCC宣称，中天新闻台在今年2月18日的新闻报道标题上出现“异象”，称高雄市长、台中市长以及新北市长三市长合体时，天空出现“凤凰展翅”。NCC指其内容违反卫星广播法第27条第3款公序良俗以及第四款未经事实查证之规定，处以40万元新台币（约1万7400新元）罚金。


NCC也同时指出，今年2月28日中天新闻台的晨报节目中，以“协助，盯场，直击星国大使忙碌低头回报”为标题，报道韩国瑜访问新加坡新闻。由于未经查证而直接引用了网络消息，以违反事实查证原则，处以60万元新台币罚金。


针对中天新闻的其他五项处分，包括2018年县市长选举期间对韩国瑜的新闻报道比例过高以及有违善良风俗的广告等，都以违反卫星广播法规，处以“发函改进等处分”。据了解，NCC对中天新闻的处分也将列为电视广播执照更新时的参考。据了解，中天新闻台的换照期限將在2020年中進行。


这是近十几年来，NCC首次对单一新闻台一连串做出七种处分，创下台湾新闻媒体历史纪录。NCC宣称是基于维护听众观众的权益，并呼吁媒体业者遵守法令规范，回归新闻专业以维护受众权益。伴随对中天新闻台的开罚，NCC也对台湾包括台视等无线与卫星共17家电视台，因播出有损善良风俗的电视节目及广告，处以“发函改进”处分。


此外，NCC也针对TVBS新闻台在去年底的一次午间节目中，播出韩国瑜招商新闻，提及企业挺韩，加码投资高雄等内容，依据“违反事实查证原则，恐有损公共利益”处以“发函改进”。


去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反映了台湾选民“选人不选党”的现状趋势。民众已经厌恶了政客炒弄意识形态的课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般老百姓的共同愿望。支持韩国瑜的媒体、学者对NCC这次的开罚，引发了“舆论钳制”和“民主走向坟墓”等的讨伐声浪，同时也质疑NCC的双重标准。


声讨者指出：受到虚假信息困扰的并非始于蔡政府，也并不只有中央受累，早在马英九政府时代，假信息假新闻早已横流四窜。谈到媒体有关迷信或怪力乱神的报道，过去并不少见，最有名的就数2016年蔡英文在台南北门南鲲鯓庙抽到“武则天坐天”的签诗，被认为是预言蔡英文当选女总统。


假新闻的危害，小自个人名誉或诚信受损、企业品牌与经营受挫，大可造成社会的恐慌以及动摇国家安全等等，需要每一个人关注。以去年燕子台风来袭，台湾旅客被困日本关西机场一事为例，台湾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因无法承受舆论指责而轻生。此“舆论逼死人”的不幸事件，曾导致不少台湾电视名嘴的自责与歉疚，同时也引发了网络媒体对不同新闻报道的解读与分析，一些媒体甚至指出，部分台湾媒体以”断章取义”的手法，来“制造中国恶霸形象，挑起仇中情绪”，质疑媒体的红色渗透以及对政治人物的抹黑等，都已经成为台湾媒体的“风景线”。


网络的抹黑危害正如古言“众口烁金，积毁销骨”，意指连金器及骨头都能销熔，何况人格及声誉？连口耳相传都可以“曾参杀人”，何况今日无远弗届，细菌式散播的网络传播？


媒体科技的发达，别有居心的移花接木、穿凿附会、捕风捉影、自编自导自演的新闻报道以及新闻画面，已经是轻而易举，这导致新闻报道出现“有图未必有真相”的现象。一些媒体甚至包括一些老牌具影响力的媒体，也可能会因为抢独家，囫囵吞枣，旧闻重发甚至将“网友说”都当成消息来源发新闻。这些信息不一定就是假新闻，可能只是查证不完整或对资讯（非恶意）的错误理解和诠释等等，无论如何，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以及媒体素养，还是必须恪守的基本要求。


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分辩信息的真假。诚如李显龙总理在3月29日所说：“鉴别假新闻具有一定难度，而一般而言，人们对自己的鉴别能力也过于自信。”事实证明，连一些老牌媒体也不时出现未经查证的乌龙新闻，一般人如何辨别新闻信息的真伪，是值得关注的。


台湾大学新闻所王泰俐教授于2018年县市场选后进行的网络民调结果显示，假新闻确实会影响投票行为，而年轻、女性、收入较低选民最容易相信假新闻。再根据《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调查2016年总统大选前几个月，美国人对假新闻的浏览情况，在针对1208个美国成年人调查中，15%的人表示记得看过假新闻，8%承认看到过一则假新闻并且相信了。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亨特·阿尔考特（Hunt Allcott）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珍刺科（Mathew Gentzkow ） 联合研究发表的《 假新闻的科学》 （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估计平均而言，美国成年人在大选期间都曾读过并且记住了一篇或几篇假新闻。 但是同样在2018年初，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假新闻网站在欧洲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是否能说明民众的媒体素养以及媒体的专业自律，对抑制假新闻有一定的作用？


尽管如此，全球包括西方先进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已拟定相关法令，加强对假新闻的管制。


信息全球化、海量化下，治理不良网站，取缔多不胜数的假新闻，对执行机构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一般民众在对新闻真假莫辨的情况下，将逐渐失去对媒体的信任，转而追寻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媒体或网站。此举可能导致媒体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进而产生骨牌效应。


仔细研究网络信息散播者的行为，除了职业网军外，他们最终目的是能对网友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在此认知下，立法管制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积极建立社会资讯免疫系统，以追求事实根据为原则，提高民众的媒体素养，或许是较长期有效的举措。


（作者是本地前资深传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