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40年了。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应运而生。而实事求是，恰恰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40年来始终如一的立所、立院之本，也是来之不易，逐渐展示自己存在的“厦大话语权”魂魄所在。
大陆对台政策的历史发展沿革，70年来始终建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基础上，从未发生过改变和动摇，70年来都是一脉相承的。
1980年代初，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确立的办所宗旨：“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研究台湾”，过往的4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筚路蓝缕，所走过的艰辛路程，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所形成的口碑，以及所谓的“南派”称誉和学术研究梯队的迭代更新，并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人云亦云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学术地位。事实证明，上述的办所、办院宗旨，为“厦大话语权”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是行之有效的。
台湾问题研究，具有某种程度的特殊性，除了一般学科以及学术研究的规律和特点之外，它与现实政治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政策性研究，参与决策研究的“智库”特质。它设置在高等院校，有学术研究的余地和空间，比其他智库或官方色彩浓烈的研究机构，还有更多的说真话、说实话、不说假话或积极敷衍的机会。
也因为这一点，厦大台湾研究院才能拥有“南派”的口碑，才能在海内外，尤其在台湾岛内获得高度接受和认同的声誉，也是“厦大话语权”之所以能获得越来越多来自体制内部，海内外，岛内外各界的重视和尊重。
“厦大话语权”与“南派”的称誉，是早期台湾研究所建所初期，老一辈研究人员共同的打造和努力，以陈孔立老师为主要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
陈孔立老师之所以被尊为台湾研究“南派泰斗”，与老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不断思考和提出符合两岸客观实际，尤其符合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实际的观点是密不可分的。
尽管我们总是说“学术无禁区”，但在当下的政治话语环境之下，这不仅需要真知灼见的学术研究功底，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
以陈孔立老师为代表的“厦大话语权”，其实还受到诸多众所周知的政治条件规约和限制，这也是现阶段，“厦大话语权”总是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形形色色的干扰与困扰不能不现实面对的原因。
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上，如何扎扎实实构建“厦大话语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基础，如何打造台湾问题研究及经营“内部冲突国家治理”国际性智库等“一流”要求上，有持续的发展与进步，应该要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希望。
这里援引李伯重教授的观点，强调两点：
一、务必要摈除“学术垃圾”。“学术垃圾”就是没有学术价值或因此引起不良作用的作品。在政策性很强，牵涉面颇广的台湾问题研究或“内部冲突国家治理”的战略框架之下的科学研究，那些只会照搬照套前人窠臼，陈旧观点，误导决策视线，混淆社会视听，附和呼应民粹化情绪，无法确保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客观性、抽离性、冷峻性，这样的不良作品，其实是有毒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积极鼓励学术创新。一个学科领域，或者一个综合学科领域，整体上缺乏可持续的科学创新，这是生产“学术垃圾”的基础。由于台湾研究领域或台湾问题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敏感性，政策性强，舆论导向或引领不允许出现“学术垃圾”，要坚决杜绝“学术垃圾”的萌芽现象，彻底铲除产生“学术垃圾”的土壤。
这就更加需要厦大台湾研究院不断提倡学术创新，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创新是台湾问题研究领域的生命，也是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前提下，为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实现和平统一大业之后台湾和大陆的政治社会治理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创新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在科学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勇于思考，积极探索，大胆质疑，创新要有凭有据，要据理力争，要直言不讳，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怕打击报复的勇气，读书人或坚持科学创新的研究人员，在泰山压顶面前，要有气节、风骨、胆魄，也要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伦理操守。
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主要诉求，是最终实现两岸政治整合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制度安排，是“求大同存大异”的具体体现。这是老一辈领导人根据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实际做出的科学判断。这个大政方针，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并努力给台湾与大陆实现最终政治整合提供了借鉴和示范。这是因为老一辈领导人清醒意识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认识观，世间万物始终存在的差异性，异是化不掉的，旧的异消失了，新的异随之而生，大同与大异相生共存，这就是“一国两制”构想和实践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积极评价的关键所在。
求大同存大异，这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集体体现，“厦大话语权”为捍卫实事求是精神已作出了40年持之不懈的努力，希望还要继续努力下去！
在70年来的涉台研究历史过程中，即便在十年文革浩劫期间，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特殊历史阶段，在对台政策研究领域和具体执行过程中，不让说话，或不让说真话的现象也并不存在。
我们注意到：
社会浮躁有时，某些失序或完全丧失基本常识的歪风邪气也不可避免走进了校园，精致的功利主义在很多时候成为时髦，甚至“蔚然成风”，急功近利也反映和折射在科学研究领域之上。其他高校出现三天写一篇学术论文的怪异现象，让我感到万分惊诧，难免感到担心。
民粹化是全球性的病毒，不可避免地也在中国大陆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及网络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民粹化或多或少受到了刺激和鼓励，不仅影响社会大众的思维倾向，在很多时候，大政方针，内政外交政策形成和贯彻落实，不可避免也受到民粹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的干扰和影响，台湾问题、两岸关系问题难以置身事外。
极左思潮曾经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政治和社会科学人文的灾难，产生极左思潮的土壤还在，一有风吹草动，一有合适的气候，就会发作，就会千方百计发挥作用和影响。执政党近百年历史，以及1949年之后的历史证明，既要防左，也要反右，但关键要防左。极左思潮或者形左实右的路线一旦卷土重来，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可以预计，但带来的重大损失无法估计。
厦大台湾研究40年来，从来不附和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极端舆论声浪，“义和团”式的愤懑极少在《台湾研究季刊》上占据主要版面，这是极为难得的。“南派”以及“厦大话语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的。我们在民粹化的众声喧哗中至今依然保持冷静、清醒，仍在形形色色极左的、民粹主义的众声喧哗中，坚持扮演“刹车板”而不是“加速器”的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时隔70年的历史演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思维或我们的政策决策基础仍停留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心态”之上。这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和逆转。
失去了实事求是精神，失去了科学创新赋能，“南派”会逐渐或迅速被边缘化，“厦大话语权”也将很快沦为“平庸之恶”。
两岸关系的战略高度和深远的意义与影响，不允许我们自觉或不自觉陷入“平庸之恶”的陷阱，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愿景负责，我们务必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只有这样始终如一的坚持，“厦大话语权”才能与众不同，才能获得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广泛认可。这也是“足够的话语权，舆论引领力”不可或缺和必备的前提基础。
在纪念陈孔立老师90岁寿辰和厦大台湾研究院40周年之际，我们更期待实事求是的精神，永远成为厦大台湾研究院坚持“南派”学术风格，并以此构建“厦大话语权”的坚实基础，让“一流”和“内部冲突国家治理”的国际性智库的研究领域，不再拘泥于台湾，拘泥于两岸，而在放眼世界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也许，再过10年，“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典范”在东海之滨的厦门大学会有更广泛的能见度和影响力。
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厦大话语权”，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之下，有机会成为走向世界的“厦大话语权”。这也将成为“嘉庚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时代精神传承。
祝两岸关系不再发生兄弟相残，不再发生战争，希望始终如一七十年，以和平统一为核心的对台政策，不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倒退。
祝愿台湾，祝福完整无缺的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本文是他在母校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的陈孔立教授90岁寿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应主办单位要求，文章发表时做了大篇幅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