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九轮谈判，中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已是指日可待。这既是已延续了八个月的中美贸易战暂告一个段落，但与此同时，也或是中美关系爆发新一轮冲突的开始。
就现阶段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来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复杂性、挑战性和危险性，已超越中美建交40年来的任何时期。中美两国紧张关系不仅不会因两国签署新贸易协议而有所缓和；相反，来自另外领域的“三大隐忧”仍将持续困扰，甚至可能导致中美发生冲突。
据笔者观察，这“三大隐忧”主要是：美国将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分化、围堵和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全面合作；美国将持续采取敌对措施强制打压、威胁某些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把中国贴上“美国的敌人的朋友”标签；以及美国将持续加大军事介入中国主权事务，挑战中国捍卫主权利益的意志和决心。
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在处理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方面，几乎完全履行了他在竞选时期的政策主张，即“美国优先”。在特朗普看来，只要对美国有利的事，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论任何方式、不循任何道义、不守国际法规定来实现。特朗普的政策基本出发点就是“利益驱动政治，政治让位利益”，而“零和游戏”是其基本法则。
由于特朗普的“商人总统”特性，美国对外政策已经远远背离基本国际体制传承、外交道义和传统范畴，“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美国内政外交国家安全等各个层面，并极大可能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下简称“带路”）倡议已构成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单是“商业利益的损失”，而且迭加了“政治与安全利益的困扰”。中国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提升和中国商业活动的全面扩张，不仅让美国感到措手不及，而且担忧这会直接撼动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尽管中国政府曾无数次表明，无意与美国“争夺霸权”，也欢迎美国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但美国的惯性“战略担忧”和“意识形态危机感”，几乎不会让美国袖手旁观“带路”发展。事实上，美国政府已多次警告那些欲参与“带路”合作的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甚至以“将失去美国的支持”相恫吓，阻扰、围堵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
近日，由美国国际援助署（USAID）主导的各方技术专家小组，准备前往“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向参与“带路”建设的国家说明“中国的意图”，试图直接干预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合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不仅如此。如果说美国对中国全球发展倡议的围堵是从“宏观层面”入手围追堵截的话，对中国特定企业的先进技术与服务合作，则是从“微观层面”进行定点清除。从近年华为、中兴等中国电讯服务商饱受美国“新冷战思维”的侵害，已是一目了然。坦率地说，特朗普之所以全面围堵、打压中国，目的就是“削弱中国影响力并确保美国利益不受影响”。
为达此目的，特朗普用“以实力保利益”的安全观看待并处理同中国保持密切合作的国家和经济体。从中美关系角度观察而言，那些早已被美国列为“敌对势力”的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俄罗斯和朝鲜更是美国集中打压的对象。
例如，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正试图推翻马杜罗政权，是因为马杜罗重视同中国发展全面关系；美国宣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是因为在能源领域中伊两国有深度合作；美国支持叙利亚境内反政府武装发动内战，是因为叙利亚阿萨德政府致力于维护与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美国加大制裁俄罗斯，是因为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旦做大，美国在世界政治与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或将被彻底改变；美朝关系僵持不前，是因为除美朝两国自身问题复杂外，美国根本不愿看到中朝关系全面恢复。毕竟，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和平稳定对中国是好事，但对美国未必有益。“半岛问题”也是美国手中牵制中国的一张牌。
当然，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正在逐步加快军事介入南中国海事务、两岸事务，不断加大挑战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力度；而当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又处于“稀疏低效运行”时期，中美两军缺乏确保避免误解误判的必要机制，由此而导致两军发生直接冲突的概率大为提升。特别是美国新国防授权法案，提高了美台两军交往的层级，蔡英文政府也在不断寻求向美方购买更多、更先进武器装备，两岸关系再次成为美国挑战中国主权的“引爆器”。
必须指出的是，当蔡英文完全拒绝习近平提出的两岸关系新主张后，大陆主流舆论和军方对台“强硬派”，对“台独”势力越来越失去耐心，“武统派”言论得到民间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如果2020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而特朗普也得以成功二次连任，美台关系将几乎肯定进一步加强，届时中国大陆所面对的国家主权挑战也更为严峻。
笔者认同，虽然中美经贸关系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但它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关系是否会行稳至远，故得“压舱石”之名，显示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事实。但在中国，有学者认为，处理好中美贸易关系，就可以为解决中美其他棘手问题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
简单说来，美国在不同时期处理国内外事务，不一定向中国那样“全盘考虑”，也并非一定会把经贸问题与其他政治、外交、军事、人权等问题相提并论。相反，美国通常把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问题，进行“归类”后再做“分案”处理。
即是说，贸易纠纷解决了，不见得其他问题就可以顺势而解，甚至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因此得以缓和。在美国，总统、司法、行政和军事的“分立”运行机制，让各部门各司其职，五角大楼关心的不一定是美国国务院关心的；白宫或国会山关心的也不代表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就一定关心。因此，在确保不违宪、不损害美国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各个相对独立运作的政府职能部门，都是各有各的计划、各有各的关切、各有各的行动。
例如，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下令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不会顾及美中贸易代表正就解决双边贸易纠纷进行谈判；五角大楼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领海水域，不会考虑特朗普时常吹嘘他与习近平的私交如何好；美国国会通过旨在强化美台关系的国防授权法案，也不会关心中国决定大幅增加美国产品进口数量。
中美贸易问题解决了，无非是“稳住”了中美结构矛盾中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已。作为“商人总统”，特朗普最关心每项贸易失衡问题不足为奇，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接踵而来摆上台面。
对中美两国而言，如果双方不能及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或管控危机，两国仍将出现对抗甚至对决的局面。正如前述所指的“三大隐忧”，或正是中美关系不久将来爆发新一轮正面交锋的潜在诱因。这一点中国仍须提高警惕。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