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薇·安瓦尔：印尼与中国关系须谨慎处理

自1950年首次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雅加达与北京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与中国的关系在较小或较大程度上继续影响国内事务，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华人的显著影响力。国内动态往往是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目前，精英和公众舆论对中国崛起究竟带来威胁还是机遇，存在观点分歧。印尼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尤其是总统佐科治下，印中经济关系日益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在2019年4月的总统选举之前也变得更加政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不久，印尼是最早给予承认的国家之一。印尼从一开始就坚持首都在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即使印尼后来冻结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一政策持续不变。

总统苏卡诺的外交政策受到他强烈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影响。1958年，英国和美国对“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宪章”（PRRI/Permesta）区域叛乱的秘密支持，更加强了苏卡诺面对的威胁感。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被苏卡诺视为英国保留影响力并包围印尼的策略之一。从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到1965年苏卡诺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为数不多支持印尼“对抗马来西亚”（Konfrontasi）的国家之一。这推动了雅加达—北京轴心的建立。

印尼军队在苏卡诺“指导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1959年至1965年）时期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但对于外交政策问题则多数遵从苏卡诺。然而，对抗马来西亚使得印尼共产党获益，并促使雅加达与北京走得更密，这让军队领导层感到惊恐。1965年9月30日深夜，几名高级将领被杀害，军队和印共为争夺病重苏卡诺继承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来到紧要关头。

印共被指在中国支持下执行了这起930事件（Gestapu），以抓住主动权。在苏卡诺被苏哈多将军推翻后的反政变行动中，印共被列为非法组织，其追随者要么被杀，要么被判入狱。中国被军方指控向印共提供武器，被视为印尼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军事主导的新秩序（New Order）政府于1967年10月30日冻结了印尼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持续了20多年。

印共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影响雅加达与北京早期关系的唯一棘手问题。印尼华人或华侨的大量存在，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就在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经常引起土著群体的不信任和嫉妒。北京历届政府为动员海外华人支持而作出的努力，使得后者对各自原居国的忠诚更加受到怀疑，包括在印尼。

尽管印中关系在指导式民主时代开始密切，但大部分土著居民的反华情绪仍然高企。1959年，印尼政府制定第10号政府条例（PP 10），禁止外国人从1960年1月1日起在农村地区从事零售贸易，此举明显旨在限制印尼华人的活动。尤有甚者，1960年，西爪哇军事指挥官禁止外来华人在当地居住。由于这些规定，北京派遣船只接回约10万2000名决定离开印尼的华人。

在整个新秩序时期，华裔被迫完全融入当地文化，被禁止公开表达他们的中国传统。同时，新秩序政府给少数几个主要的华人企业集团提供特殊的经济特权。因此，在日益腐败和压制的新秩序制度下的垄断行为和裙带资本主义，再次导致反华情绪上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反苏哈多示威活动，许多地区爆发反华暴乱。

印尼于1990年8月8日恢复与中国的全面外交关系，这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1月1日建交10多年以后。冷战结束和共产主义威胁减弱，加上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加快经济发展，说服苏哈多政府重新与北京接触。在雅加达恢复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方面，战略考虑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因为印尼无法继续忽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地区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然而，新秩序政府重新拥抱中国仍然显得非常谨慎。虽然印尼的共产主义支持者遭到摧毁，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禁止，但关于共产主义可能升级的偏执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情报界和伊斯兰团体中尤其如此，他们对恢复与中国的直接关系继续持保留态度。较小和中等规模的土著商业团体也担心，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将大大有利于当地的华人企业。

苏哈多后期开始采取更认真的努力，促进与中国的密切合作，这也与终止针对华人群体的歧视性做法的国内政策密切相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整个亚细安包括对印尼的友好政策，让中国赢得雅加达政策制定者的友谊。北京对1998年印尼反华骚乱的官方反应相对缄默，纯将其视为印尼内部事务，也促使雅加达对中国的态度转暖。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北京对印尼的迅速支援进一步增强印尼对中国整体的积极情绪。

在总统瓦希德治下，印中关系开始日益密切。总统美加华蒂是苏卡诺女儿的这一层关系，也为雅加达—北京关系增添了更多个人情谊。总统尤多约诺的两个任期期间，印中双边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尼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了1955年万隆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两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在2013年10月的雅加达会议上，尤多约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印中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级别。

印中关系在政府对政府和人民对人民的层面上都蓬勃发展，双向贸易和旅游业大幅增加。双向贸易从2005年略微有利于印尼的87.05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约482.29亿美元，但印尼出现了更大的贸易赤字，2015年的赤字达到141亿美元左右。中国现已取代日本成为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尼也开始关注中国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例如道路、桥梁和发电厂。中国现在是印尼仅次于新加坡和日本的第三大外国投资者。

然而，尽管雅加达与北京的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但印尼仍然持保留态度，这表明印尼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矛盾心理，以及避免与中国过于密切。2009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越来越强势，这增强对中国崛起是否会继续和平的担忧，尤其是中国在影响亚细安团结方面的观感。在2012年金边峰会上，亚细安因为关于南中国海的一项声明出现分歧，而自创立以来首次未能在峰会上发表联合公报，一般认为是北京对柬埔寨的影响所致。

虽然政府更关注中国崛起对区域安全的影响，但人们更担心中国经济入侵对他们生计的影响。他们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廉价及多数非法的货物泛滥的威胁。在2010年1月全面实施《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区协定》（ACFTA）之前，印尼政府面临商界和民间的压力，要求退出协议或与北京重新谈判。印尼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对去工业化和失业的担忧加剧，增强了人们对ACFTA对印尼经济有好处的普遍怀疑。

尽管印尼公众指责政府没有充分告诉他们有关ACFTA的信息，也没有保护印尼生产商免受廉价中国产品涌入的冲击，但在尤多约诺治下，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未成为分裂性的政治问题。因为以“百万朋友和零敌人”外交政策而闻名的尤多约诺，也没有被视为过于亲中。

佐科于2014年10月就职以来，公众对于印中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态度似乎出现了显著变化。人们对于中国经济角色在印尼的各种负面冲击的批评越来越多，而且多数伴随对佐科本人的指责。虽然外交政策观察家的大多数批评，聚焦于印尼日益依赖中国投资而带来的更广泛安全影响上，尤其是对印尼对南中国海发展要做出更果断反应时所面对的限制，但公众越来越关注中国对印尼经济的渗透程度和性质。

佐科在总统竞选期间将基础设施发展列为首要任务之一，也是他上任以来一直积极追求的发展。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不足一直是印尼所面对的问题，降低了印尼的经济竞争力，也扩大了西部较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中国已成为佐科政府雄心勃勃基础设施发展所偏好的资金来源。印尼加入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将一些地区指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由中国贷款资助的项目通常由雇用大量中国工人的中国公司承建。这已经成为反对政府，特别是反对佐科的弹药。在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在2017年雅加达特区首长选举之前，有多达1000万中国人非法入境以投票支持华裔首长钟万学之类的虚假新闻激增。钟万学与佐科关系密切。

虽然这项社交媒体谣言很容易证实是捏造的，但主流媒体提出了中国公司雇用大量正式注册和未注册蓝领中国工人所引发的担忧。例如，2017年11月15日，《雅加达邮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Moali）工业园区发展的报道，该工厂由中国合资企业莫罗瓦利工业园（PT Indonesia Moali Industrial Park）管理。这些以“莫罗瓦利：中国对富裕地区控制的故事”和“中苏拉威西省的反中国幽灵抬头”为题的文章就足以说明一切。媒体不时报道中国合法和非法劳工的存在，使得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从不间断。

从苏卡诺的雅加达—北京轴心到苏哈多的新秩序时期，大部分时间完全冻结与中国的关系，印尼政策的急剧变化，主要原因是这两位领导人和背后支持力量，对威胁和优先事务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尽管雅加达与北京在苏哈多后期的全面和解值得欢迎，也应予以栽培，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关系正面对越来越多的争议。由于佐科在努力吸引中国外资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保护印尼广泛的国家利益，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身份政治的兴起，再次在一定程度上将印中关系与国内政治竞争相搅和了。在2019年4月总统选举前夕，佐科已成为社交媒体大规模抹黑活动的目标，指责他是中国和印尼华人利益的侍女。虽然到目前为止，佐科受欢迎程度并未受到针对他的各种指控的影响，包括指他家人是印共成员和有中国血统的明显虚假谣言，但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气候中，反华情绪的出现可能会再次因政治目的而被操纵。因此，必须非常谨慎地解决印中双边关系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因为如果无人理会，这些问题可能危及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包括印尼来之不易但仍然脆弱的种族和谐。

（作者是印尼科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研究教授、雅加达哈比比中心董事局副主席、前总统美加华蒂的顾问）

原载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3月28日电子刊物ISEAS Perspective

吴汉钧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