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五年一度的印度尼西亚大选在平静的氛围中结束。虽然正式的选举结果要等到5月才公布，但到目前为止，印尼在选前与选后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暴力冲突。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印尼已经实现了民主巩固，不大可能会退回到威权政治。
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亚细安最大的国家，在1999年开启了“第三波民主化发端以来的亚洲国家最有影响的民主转型。”此后，这个国家在民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根据Polity IV的评分，1999年民主转型以来，印尼的得分一直稳定在6分以上：其中1999年至2004年的得分为6分，2005年之后的得分一直维持在8分。Polity IV的评分区间为-10分至10分，得分在6分以上的属于民主政体。
印尼在民主道路上的成功，打破了人们对民主化的诸多成见。长期以来，这些成见像“政治魔咒”一样，困扰着威权国家的精英与大众，成为这些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巨大认知障碍。因此，对印尼的民主经验进行提炼与反思，不仅具有学术上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政治魔咒之一：伊斯兰主导的国家不适宜民主政治。关于伊斯兰是否与民主相容的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两者对立不相容。如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就认为：“伊斯兰历史从未有过任何类型的议会或代表机构、自治团体, 只有臣民对当权者的绝对服从。千百年来,‘专制要好于无政府’和‘无论是谁当政, 服从当权者皆是不容置疑的’等理念主导着伊斯兰政治思想。”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也认为，多元民主制度在穆斯林国家是较为罕见的，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处于绝对君主制、军人威权制等各种类型的威权统治之下，只有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建立了民主体制。而且，即使作为中东地区实现民主的典范国家，土耳其也遭受着周期性军事政变的威胁，民主制度显得极为脆弱。
印尼民主的成功，显然打破了上述“魔咒”。印尼是世界上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穆斯林在其本国人口中占大多数（88%）。在印尼，伊斯兰与民主不仅不对立，反而呈现出相得益彰的关系：伊斯兰在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民主体制给伊斯兰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
在威权统治时期，伊斯兰政党受到严格控制，处于极其边缘性的地位。比如，在苏卡诺时代，政府将伊斯兰政党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限制伊斯兰政党的发展，以此来稳定其政权，致使伊斯兰政党的作用极其边缘化。到了苏哈多时代，政府当局继续沿用打压政策，并实行了党禁政策，使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进一步边缘化。
民主化开启之时，由于政府取消了对政党发展的严格控制，伊斯兰政党有了重新崛起的机会。这些伊斯兰政党抓住这次机会，成为了参与多元权力竞争的重要行动者。正如印尼学者所言，穆斯林的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是民主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只有当民主继续是“唯一游戏规则”时，伊斯兰政党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并拥有表达伊斯兰政治愿望和利益的空间。也就是说，伊斯兰与印尼的民主进程不仅不对立，反而呈现出相得益彰的关系。
政治魔咒之二：族群成分复杂的国家不适宜民主政治。很多人都认为，族群成分复杂多样的国家难以实行民主制。民主转型的开启，使原先被威权压制的族群获得了政治表达的自由空间，其中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不同族群会通过组建政党来竞争权力。而族群型政党常常会成为族群冲突的导火索，尤其是对于转型中的新兴民主国家而言，族群型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常常会引发族群冲突，败选的族群型政党则可能因感到边缘化而诉诸暴力方式，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利维坦”重现——威权式一党制或军事政变以维护秩序的名义出现。
拉布什卡（Rabushka）与谢普索尔（Shepsle）认为，族群型政党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机制在于族群竞价机制（ethnic outbidding），族群型政党的领导精英为了本人或群体的利益，常常在选举中提出过高的承诺，最终破坏了民族团结并导致民主崩溃以及种族隔离制度。
霍洛维茨（Hoitz）则认为，族群型政党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机制在于其“传染机制”，对于多元族群社会的选举而言，一旦某个政党以族群型政党的面目登场，其他政党在面对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同样也可能转向族群动员，由此导致整个政党体制的族群化，最终导致政治稳定的失序以及民主体制的崩溃。
印尼民主的成功，显然也打破了上述魔咒。作为典型的群岛国家，印尼由1万7508个岛屿组成，绵延5200公里。2018年印尼的人口为2.6亿，是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大国。这2亿多的人口分属上千个族群，有着数千种语言和方言。而且，在近代遭受殖民统治之前，这些族群从未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内生活过。因此，除了共同的被殖民经历之外，这些千差万别的族群缺乏共同的历史经历，作为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资源。就文化与族群多样性而言，印尼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家之一。
很难想象，对一个族群如此复杂的国家来说，启动民主化所带来巨大的风险将如何得到规避。东帝汶、亚齐、西巴布亚等地区都长期存在着分离主义运动。不出所料，在印尼启动民主转型之际，这些运动也借机出现高涨之势。比如东帝汶就在1999年发起了独立公投，最后的结果是78%的投票者支持独立。西巴布亚也提出了独立公投的要求，亚齐省则干脆直接发动了武装叛乱。然而，最后除了东帝汶获得独立之外，其他两地都得到了和平解决。印尼并没有像南斯拉夫等国那样陷入内战乃至解体的命运。至于其中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跟印尼较为宽容的政治文化有关。
政治魔咒之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不适宜民主政治。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是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重要动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最先提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的理论命题，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这些变化将有利于民主转型和巩固。
基于对欧洲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李普塞特发现：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更有可能是稳定的民主国家，而经济上较不发达的国家更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即在民主政体与威权之间变换。简而言之，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在富裕国家更有可能获得维持，而在穷国则更可能面临崩溃的命运。
印尼民主的成功，显然再次打破了上述魔咒。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印尼显然都不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在启动民主转型时（1999年），印尼的人均GDP仅671美元，而同期的发达国家新加坡为2万1800万美元，甚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也达到了2032美元。而且，即使到了2017年，印尼的人均GDP也只有3859美元，在11个东南亚国家中位列第五名，而此时新加坡的人均GDP已达到5万3880美元，泰国也已经达到6336美元。因此，现代化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印尼。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印尼民主转型的动力更多源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尼的经济开始在崩溃的边缘徘徊。虽然金融危机不是苏哈多政府下台的直接原因，但是其作为导火线引发了雅加达城市的混乱。
苏哈多政府内部成员倒戈，其忠实的伙伴，包括互助合作会、全国兄弟基金会等明确要求苏哈多交出政权，长期支持苏哈多的军方也表明反对苏哈多的统治，要求苏哈多顺应民意，主动辞职，否则将对苏哈多进行弹劾，所有矛头共同指向苏哈多的统治。由此，苏哈多被迫辞职，印尼的威权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印尼所创造的民主奇迹，打破了很多施加在后发国家身上的政治魔咒。2010年4月，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时任印尼总统尤多约诺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印尼人民曾满足于待在威权体制的“舒适地带”，并被灌输这样一种认识：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并不适宜推行民主政治。然而，印尼人民根深蒂固的民主本能，最终还是被唤醒。
走上民主之路的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将民主视为给定的事物，而且日益将自己视为新政治体制的主人，并准备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人最终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环境的奴隶，祝福可敬的印尼人民。
（作者是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