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对华政策的讲演，综合性地代表了美国政界、外交、学术、智囊界精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全面、全方位的对中国限制与遏制，在经济、外交、军事等各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应该说，美国对华政策，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与以往对华政策相比，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变呢？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以尼克逊访华为起点，是基于两党主流认同的对华政策。虽时而有忽左忽右的变化，但大多没有远离两党认同的基调：即在争取市场利益的同时，以发展经济关系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的里根、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政府，一直以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并积极参与。这里除了有经济利益可攫取，也有其改变中国的政治战略之考虑。
当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日之寒，突如其来，而是有一定日积月累的因素。同时，这一政策的变化也不应该完全归因于美国自身，而是有一定的国际环境变化及与中国相对应的因素。但要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必须要谈一谈。
贸易大国影响国际贸易规则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不过，中国2010年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并没有寻求与中国对抗，而是访华寻求中国的合作（只是这次访华受挫，埋下日后美国自由派对华不满的种子）。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所不同。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会马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与日本不同的关键在于中国之崛起，自2013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超过美国。这个位子在二战后，一直是美国坐着、左右着世界贸易规则。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近三成，远超美国。这两点足以让美国感受到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容忍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却耿耿于怀，因为这关系到对国际经济贸易体系规则的影响和制定。
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近来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和意义的评估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崛起后，中国政府有经济实力来对抗美国。美国精英们非常担心中国国家意志的高度集中，以及这种意志的高效率实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受某种民粹主义的推动，会对现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构成无法抗拒的挑战，迫使美国不战而降，放弃对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在美国精英的眼中，中国这几年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是这几种因素发挥作用的集中体现。就在本世纪初，中国对东南亚诸国对岛礁的蚕食性占领，还没有多少办法，只能对诸国的行动抗议或默认。
然而，就是这近10年来，中国政府将高涨的民众情绪迅速转化为对南中国海的国家意志，并加以高效率实施，借美国眨眼的功夫，在南中国海诸岛建立起几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以便将国家军事力量有效、即时地输送到几千公里的海外。对南中国海诸国来说，那种借破船搁浅占领岛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美国清醒过来，势必尽力扭转颓势，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崛起后的中国也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有所作为，以图取得和保障中国自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最大化。在具有冷战思维与零和思维的一些美国精英眼里，中国的种种行为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认为中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改变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主导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要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另起炉灶，与美国对抗。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多数美国精英更是弄不懂其中之奥妙，只能认为中国不但在经济上要赶超美国，还要在价值观上挑战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重新构建国际权力观和利益观。“一带一路”倡议更被认为是在经济上另起炉灶，在政治上拉拢朋友，在战略上孤立美国。近来美国对中国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问题上颇有外交微词，认为中国是在挖美国联盟的墙角，是在打战略牌。
美自由派对华观点趋保守
还有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中国政策的主流认同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两党对华政策认同正在形成，也是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前面讲过，美国传统的两党对华政策的认同，是建立在以经济合作换取政治演变的基础之上。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派精英，一向对美国改变中国成为美国式民主国家，情有独钟。这种理想可以追朔到19世纪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后的美国对华关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自由派精英以经济改变中国的理念一直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即使在天安门事件以后，也没有改变以接触及合作为主流的对华政策。但在2010年以后，美国的自由派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起因在于2009年奥巴马访华，没有得到中国对他所提的“中美同在一条船上”的积极回应。相反地，中国对奥巴马提出更多的、超出以往的要求。奥巴马无获而返，打了主张合作的自由派的耳光，使得美国的强硬派指责他对华软弱。奥巴马紧接着招见达赖喇嘛，批准对台军售，姑息朝鲜，中美韩日开始一系列在中国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中美中断军事交流，最终奥巴马政府推出其所谓的“亚洲再平衡”政策。
而今的自由派，虽没有完全放弃接触及合作理念，但基本放弃了以经济合作来改变中国的奢望。改为跟共和党保守派达成默契，在对华政策上主张利用贸易牌，对中国加以限制，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如今，民主党自由派与智库主流、共和党主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对华政策共识：与中国打交道，以竞争为主，全方位对中国加以限制，尤其是在军事、科技、经济和贸易领域，采取零和博弈做法，限制中国发展，以保持美国领先地位。
最后要提的是，中国军力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积累到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级。尽管美国的军费比中国的军费高六倍，但在区域优势上，中国的军力已高了数个台阶，能够取得一定的区域优势，完成区域目标。尽管美国精英并不认为中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但中国不断上涨的军事力量已经可以在中国的周边和南中国海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钳制和阻碍。美国的亚洲战略主要是以盟国和海军力量为支柱，如果中国的军力能够对亚洲诸国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态势，那盟国的地位将受到动摇。美国精英经常以菲律宾顺服中国为例，证明中国军事威慑力。
美国海军是美国在亚洲利益和存在的保障，也是履行美国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军事义务的有效手段。美国海军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实力。但即使在这一点上，美国精英也开始感受到中国军力发展对美国海军在亚洲的挑战。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在对付美国海军，尤其是航空母舰上，发展出一整套精准、实用、有效的打击手段和军事战术，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东海实施军事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虽然中美双方还没有在南中国海军事上直接较量，但在心理上，美国的军事、政治、智库的精英已经感受到这种威胁的存在，这在美国的各种军事报告、学术刊物和媒体报道中可见端倪。
在多大程度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是直接因为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的原因，还是这种美国对华政策已在精英层面得以固化，即使在特朗普下台以后也会持续下去？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一方面，所谓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是否真得能够巩固，还有待观察。不排除特朗普效应（民粹主义导致一大批精英跟着舆论走）对美国精英的影响，尤其是对民主党精英的影响。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特点是没有长期不变的政治。美国前议长奥尼尔的名言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美国政治是由50个州的政治构成，这导致了美国政治的不断组合、变化，从而造就了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总统。
（作者是中国南昌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