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迄今百年矣！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当作抢来的贼赃送给了日本，当时的北洋政府无力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北京大学数千名学生在5月4日带头上街抗议游行，展开轰轰烈烈的救国救亡运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这项学生运动很快蔓延到中国各地和各阶层，更多的学生、工人、学者、作家投入时代浪潮，他们的爱国主义把反帝国、反封建的运动推向了高峰，间接地催生了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纪念的不只是这一天，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感召。
五四运动也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上京参加“统考”的600多名来自各地的举人，在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领导下上书光绪，抗议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的清廷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是旧式读书人爱国情绪高涨的一次救国救亡的表现，史称“公车上书”。国难当前，科举制度下的知青把个人的功名前途放到一边，原是儒家传统下的价值观。
隋朝短短38年却给后世朝代留下一个长达1300年的政治遗产科举制度，也为人类文明创下第一个设科考试举拔人才（所以称之为科举）的文官考试体系。辛亥革命之后，推崇西方文明的孙中山想要引进英国的文官制度，他深入研究之下才发现到英国人那一套竟是摘取科举制度的精华。
科举制度就跟中国的帝制一样，经过多年的演变而质变，逐渐被封建王朝所腐蚀，苟延残喘至1906年而废除（朝鲜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更迟了几年），自此新一代的学堂纷纷成立。但是为了报考而饱读诗书的旧式读书人，也因此而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清末的乱世也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可比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五四的启蒙人物也都曾受过旧式的教育，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蔡元培等等。
站在百年纪念的当儿，如何评价五四运动肯定将是政界、学术界、文化界这一年里所应该关心的事，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已非百年前的中国。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几天前在北京落幕，与会各国共签署了总值约872亿新元的协议；39国领导人也发布联合公报，首倡绿色发展和融资可持续性等原则，并强调了项目必须同国际规则对接，包括遵守市场规则及各国法律，采取开放、透明和非歧视的公共采购程序。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尽管“一带一路”的倡议过去五年受到不少负面的批评，这次的高峰论坛却比两年前的第一届更为声势浩大。
有经济模式预计，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很多专家认为，世界实际上正处在一个所谓的“中国世纪”。
美国之音不久前引述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亚特兰大地方电台的报道指出，前总统卡特近日在一次教会主日聚会上透露，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令总统特朗普不安。卡特入主白宫任期间在1979年建立了美中外交关系。他说，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跟任何国家打过仗，而美国则一直在打仗，浪费了3万亿美元（4.06万亿新元），而“中国在打仗上一分钱都没有浪费”。
以上两件事都说明，中国已再次站到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中国会积极维护它在百年前所缺乏的国际话语权，它会坚定掌握自己的国家命运，不会再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把他们的看法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身上。
2009年，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前夕，特地投稿《联合早报》，评述五四对新加坡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在文章中说，五四运动不仅在殖民地时期为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注入生命力和活力，更为促成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这样的精神至今依然存在于新加坡的华人商团和宗乡会馆、南大、特选学校、华文报和本地众多的文化团体之中。”他说，实际上如果不提五四，是无法理解新加坡本身的国家主义的缘起和演变的。在初期五四影响着所有的华社团体，包括商团和宗乡会馆、报刊、学校和学生团体以及文化团体。在当时，左倾是很自然的，因为没有一些革命热情，“文化复兴”是无从实现的。这是杨荣文的个人评价，并不代表新加坡的官方看法，重要的是，他点出了一个时代命题：受华文教育的旧时代新加坡华人，都受过五四精神的熏陶，政治启蒙得早。
1954年5月，英国殖民政府颁布服役法令，随即导致近1000名年仅十多岁的华校生在总督府前集合，他们受到镇压而引起暴动。1955年5月，福利巴士公司发生工潮，2000名华校生竟放下书包去支援工友，并和警方发生混战。
二战以后，不少华校生为了反殖，甚至不惜牺牲学业前途，正是五四精神的体现。旧时代的华校生总是站在时代风云的最前线，建国总理李光耀对华校生的品质留下深刻印象。他称赞“华校生坚忍不拔和刻苦耐劳的素质，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上世纪30和40年代，由于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安，不少文人纷纷南来，或避难，或寻找新生活，他们在新马的教育界、报界和文化界都留下时代的脚印，他们在异乡继续发挥他们的五四精神。如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战前受《星洲日报》之聘来担任副刊主编的几年期间，跟本地华人社会有积极的互动，既通过报章鼓励本地的写作风气，也曾为几所华校的校歌填词，校歌内容不外是唤起人们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救国救亡是主题思想。他在1921年7月与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作家在日本东京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早期新加坡（以及马来亚）的华人先贤赚了钱便以兴学办校为己任，那是因为他们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明白“百年树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提高人的素质，才能救国救亡。因此，南来的中国文人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上备受看重。
五四精神对早期几代的华校生影响深刻，五四时期的作家，如鲁迅、巴金、冰心、朱自清、艾青、胡适等等的白话文作品都曾是“国语“课本或是课外的必读文章。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用字文白参半，为五四的新文学运动打响了第一炮，对海外华人的华文写作启蒙作用巨大。
然而，时移势易，五四运动对新一代新加坡人是陌生的。因此，正在热烈纪念开埠200周年的新加坡，更应该把格局放在更大的历史舞台上。本地华人社会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支流，新加坡华族文化有其所本，借此五四运动百年之际，也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史与我们的密切关系。
杨荣文曾以“文艺复兴”形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变化。说到“文艺复兴”，胡适在1935年一篇题为《中国再生期》的演讲中，对于人们把欧洲14、15世纪发生的改革运动称为“文艺复兴”不以为然。他认为，14、15世纪是欧洲的再生时期，是欧洲“返老还童，死里复活”。因为欧洲在这之前经过八百到一千年的“黑暗时代”（Dark Age），那时，欧洲的一切文物荒废，民族达于“衰老”的程度。
胡适放眼五四前后的二、三十年，“中国无论政治、文学、社会、学术各方面积极改革，我们知道中国已是再生时期的到临，这个复活时代，而现在正在开始萌发，因为外在的新刺激强大，而内在的潜力膨胀，所以这个再生时期为历来所未有，其前途的进展，可与欧洲的再生时期的洪流相比。中国的再生时期，而现在是开始，将来其创造与改革，必将随洪流而膨胀增高。”我们今天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回味胡适这番预言式的话，可从中体会到“物极必反”的历史规律。但有些人类文明韧性不强，缺乏“起死复活”的能力，抵不过时代洪流的冲击而被淹没，如古埃及、古希腊、巴比伦等古文明，今天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已。
中华文明能够走到今天，脚步非始于五四，五四仅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中华文明眼前还摆着许多外在的“新刺激”，如美国把中国当作头号对手，正企图在经济和战略上围堵中国。
五四运动，迄今百年矣!
百年后崛起的中国也衍生出贪污、腐败等等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问题，这是五四精神之所不容的。五四的时代使命是进行式的，大陆上把五四这一天当作“青年节”很恰当，五四运动以青年始，不以青年终，每一代青年当以之为跨时代担当。新时代的“五四精神”需要新的动力，以继续发挥中华文明内在潜力，再创更高层次的“文艺复兴”。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