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大家应先弄清楚时间地点：五四发生在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焦点为北洋政府掌政下的北京。
我们更要弄清楚的是：五四运动，英文叫做May Fourth Movement。我们这里的礼貌运动、讲华语运动，其“运动”则为Campaign：一时的，目的性的。今天新加坡人人懂礼貌了，Courtesy Campaign就不必举行了；假如华人都讲华语，Speak Mandarin Campaign也功德完满。Movement，却是个巨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一场运动，本地英文源流每每认为，新加坡现代化，可通过英文英语，五四没什么大不了。殊不知，五四健将尽管个个都是留洋之士（如陈独秀留日留英、胡适留美、鲁迅留日亲俄等），但他们几无例外，放洋之前本身都已饱读中华诗书，学贯中西。如果说，五四是本地“双语”、“双文化”教育的祖师爷，那是毫不过分的。
本人有点个人的观察，就是五四有“文”和“武”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看到，才不会瞎子摸象。
“文”，是从1915年便已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留学回来，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就应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在杂志上，胡适发表了推行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发表了新派小说《狂人日记》，批判“吃人礼教”。
“武”是指政治层面，也就是1919年5月4日的正日。这一天，由北京大学学生领头的一支学生队伍，游行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列强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利益移交给日本。
激进的学生把负责将权益让予日本的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冲到赵家楼曹寓，痛打留在屋内的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学生的行动更触发了工人的罢工，商人的罢市。北洋政府罢免了被谴责的三名官员的公职，中国代表结果也没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换句话说，政府理解民众的诉求，“国权”并未丧失，“国贼”也惩罚了。
论国家主权，北洋时代的中华民国领土其实还包括了外蒙，中国地图像一片秋海棠叶，不是今天的“大公鸡”。那是因为北洋政府被国民党北伐推翻了（而国民党随后又被共产党的枪杆子逐出大陆），后人便贬低它是残暴的“北洋军阀”。
百年回首，五四运动在“文”方面是很有成果的。时至今日，海内外学者还在热烈谈论五四新文化对国民性的塑造、对改造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武”方面，却在风雷激荡之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五四的发生，正值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高奏凯歌之际，共产国际怂恿国共两党武装夺权。除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外，学生工人的群众运动也大可利用，迫使现政府让步，甚至能使之垮台。这些都是引导中国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除四旧”、造反有理”的因素。2009年，学者金观涛受邀来新评述五四运动90周年时，提到：
“五四除了高扬科学与人权，还有另外一面，即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意识形态更替，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取代儒学，成为主导中国21世纪的两种新道德意识形态。正因为新道德意识形态取代儒学现实社会整合，五四还带来了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它导致个性解放被抑制，党的权力凌驾宪法之上。五四这一面的种种问题，中国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化。”
目前在中国大陆，五四运动是以“青年节”的形式来庆祝的。维基百科引述中国官方档案资料指出，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长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展开“五一”（劳动节）、“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等纪念和宣传活动。1939年，中共中央青委则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后成为固定的节日。
深看一层，五四其实长久魂萦于海外资深学人的脑际，其意义既不局限于万人体操、载歌载舞的青年活动，也无碍于党国意识的侵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便在近年一次电视访问中指出，五四精神在于博大宽容，百花齐放。“北大”之外的“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是人才辈出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却有《学衡》杂志保卫传统。据查，《学衡》发文者，包括掷地有声的柳翼谋、吴宓、王国维、胡先骕、汤用彤等。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