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议会实行一院制，共200个议席，议员任期四年。根据此次大选结果，社会民主党主席安蒂·林内将出任总理并负责组阁。毫无疑问，这一届政府将依然是联合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芬兰的多党联合政府模式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在传统欧美大国的政党格局纷纷出现碎片化、新兴民主国家也饱受政治动荡之苦的当下，芬兰的经验无疑值得深入分析总结。
从苦难之邦到幸福国度
芬兰是北欧五国之一，东与俄罗斯接壤，北部及西北部分别与挪威和瑞典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的尼亚湾。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幸福报告》中，芬兰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位列所调查的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榜首。
然而不可想象的是，芬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仅仅百年。就像《芬兰史》的作者大卫·科尔比在著作的序言中所说：“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为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1809年之前，芬兰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在第八次俄瑞战争（1808年-1809年）中，瑞典败给沙皇俄国，将芬兰割让给沙皇俄国。此后的100多年（1809年-1917年），芬兰成为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一个自治大公国。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芬兰借机实现了国家独立。
然而，取得独立的芬兰却并未摆脱苦难，紧随独立而来就是1918年的内战。这次短暂却刻骨铭心的内战，给芬兰带来了不小的痛苦。二战期间（1939年-1945年），芬兰又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二战之后，芬兰一直处于强大的东方邻国苏联的阴影之下。直到冷战结束，芬兰才最终摆脱严峻的外部压力，成为自信的欧盟成员国。
从经济上来看，芬兰也属于欧洲的后起之秀。虽然芬兰的工业化起步于19世纪中期，但受制于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匮乏的资源、狭小的国内市场、长期的战争等不利因素，直到20世纪50年代，芬兰依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落后国家。二战后，芬兰的工业化开始飞跃发展，在此基础上国民的教育水平与社会福利也大幅提升，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
多党联合政府的挑战
对于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来说，最稳定的模式就是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the Westminster model）。“威斯敏斯特模式”成功的奥秘在于其稳定的两党制。议会内的两大政党，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变换身份：取得绝对多数（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成为执政党，另外一个则成为在野党。如果两大政党都未能取得过半议席，就会出现所谓的“悬浮议会”。而“悬浮议会”实际上较少出现，并非“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常态。对于多党制（尤其是极化多党制）议会制国家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单独政党取得过半议席的情况属于少数，多党联合组阁则成了政治常态。
与“威斯敏斯特模式”相比，多党联合政府经常会导致政府不稳定。首先，在组阁阶段，在威斯敏斯特模式下，获得绝对多数的政党自动地成为执政党，组阁相对容易；而在多党联合政府中，获得相对多数的政党须要同其他政党进行复杂的组阁谈判，在此过程中很容易因各政党间的政见分歧而导致政府难产。比如比利时就经常创造并保持无政府状态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2007年和2010年就分别花了194天和541天才实现成功组阁。
其次，在执政过程中，多党联合政府也面临不小挑战。参与执政联盟的各政党之间，很容易因对某项政策的意见分歧而决裂，进而产生决策效率低下、政府稳定性较低等不良效应。一旦有政党退出执政联盟，就可能导致政府（内阁）得不到议会的多数支持。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辞职或解散议会，由此导致政府的不稳定。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其存在的12年时间里（1946年至1958年），内阁更换了22届，每届任期的寿命不足半年。
芬兰为何可以实现政府稳定
除1916年以外，芬兰大选从未出现过单个政党得到议会过半席位的情况，通常是三党或更多党派联合执政。据统计，1945年至1994年的37届内阁中，超过半数都是超多数联合政府，其中由四个或四个以上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有17届，所有党派都参加的大联合政府有三届。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芬兰的多党联合政府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历届政府基本上都能完成四年任期。如何解释芬兰成功的奥秘呢？
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宪制规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任军锋教授认为，芬兰宪政体制中有两项特殊的规定，在客观上成为各主要政党选择联合执政的重要动因。这两项规定就是“延迟条款”和“基本法条款”。“延迟条款”是指，除宪法修正案和某些特别列举法案之外，其他所有的议案即使已经获议会通过，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员提出要求，就可以延迟该议案的实施，并交由下届议会重新审议，一个遭到延迟的议案只有在未被下届议会进行任何修正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法律。“基本法条款”则对基本法的制定与修改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涉及基本法的议案在得到本届议会通过之后，必须转交给下届新当选的议员，只有在新一届议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通过方能生效。
“延迟条款”和“基本法条款”实际上抬高了政策通过的门槛，它们迫使议会内的各政党必须团结一起形成紧密的联盟，才能获得执政权。在这种外部强大的制度压力之下，各政党必然会寻求加入执政联盟，从而为联合政府提供了所需的凝聚力。
然而，这种制度主义的解释存在两个明显局限：第一，没有看到前后的变化。政府的稳定性实际上始于1977年，而在之前的60多年里，政府的平均任期大约为12个月，符合多党政治的常态。如果上述两项制度一直是有效的，那又该如何解释1977年之前那些“短命”的政府呢？第二，提高政策通过的门槛，从一方面来看会是政党结盟的动力机制，但从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产生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因为结盟的条件越高，结盟的困难也就越大。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入第二个分析要素了，即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芬兰的政党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党一样，都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是选民的忠实代理人，政党的领导人的自主性相对较小。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从政党与选民的互动结构中去寻找。政治学家雅克欧·诺希艾宁认为，芬兰成功的根源在于，各政党都由意识形态型政党转变为全方位型政党。在意识形态主导的情况下，各政党都严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因而给政治妥协留下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小。而各政党都转型为全方位型政党后，“由于它们扩大了自己的支持范围，它们的意识形态热情就会消退，政策冲突也会在内阁之中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
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不容忽视的是，芬兰的多党联合模式虽然一直相对稳定，但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波及北欧。大量中东及北非难民的涌入，也激起了芬兰人的反移民情绪。反映到政治上，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芬兰人党”的崛起。
芬兰人党成立于1995年，是芬兰政坛上相对年轻的政党。该党对外坚持民族主义和疑欧立场，特别是反移民和反欧元立场强硬。芬兰人党在近年来一路高歌猛进。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芬兰人党还只是仅有5席的小党，而到了2011年，该党获得39席，一跃成为议会的第三大党。2015年议会选举中，获得38席的芬兰人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排在获得49席的中间党之后。在刚刚结束的本届议会选举中，芬兰人党与获胜的社会民主党仅有一席之差。芬兰人党的强势崛起无疑会进一步挑战芬兰的多党联合政府模式，至于最终会带来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
（作者是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