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良福：在动荡局势中稳步发展的新中关系

在中美关系正朝着更加动荡的方向发展之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总体上则呈现积极发展的势头。一方面，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似乎已经转化为从贸易、技术、国防到太空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竞争。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已变得更加稳定和可预测，而且与几年前相比，大体上正处于积极发展的轨道。几年前，双方的关系过于聚焦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

从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已更加稳定和更可预测。就在不久前，新中关系于2016年陷入低谷，当时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新加坡与美国的关系等多个领域，都同新加坡发生了争执。当前，新中关系的发展似乎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两国关系有四个显著的特点值得强调。

首先，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两国的现任和未来领导人展开了一系列高级别的交流。在2019年上半年，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进行了几次高层访问，包括哈莉玛总统于5月出席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李显龙总理于5月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副总理张志贤于4月参加新中领导力论坛、副总理尚达曼于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以及副总理王瑞杰于5月参加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首届会议等活动。

这些访问是中国在2018年对新加坡进行了一系列高级别访问之后展开的。其中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去年11月出席亚细安（中国称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于去年11月参加彭博社举办的“创新经济论坛”、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于去年9月出席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oint Council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去年8月出席亚细安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

第二，在体制方面，新中的双边合作机制得到了加强。可以肯定的是，负责两国合作的最高机构——双边合作联委会和七个新中省市级双边合作理事会多年来都有召开会议。自“新加坡—山东经济贸易理事会”（Singapore-Shandong Business Council）于1993年成为两国成立的首个此类理事会以来，双方一直在这么做。

最近，作为新中第八个省市级双边合作理事会的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Singapore-Shanghai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Council），刚于今年5月在上海完成了首次会议。由王瑞杰和上海市长应勇共同主持的新加坡—上海全面合作理事会会议探讨在六个领域深化合作，它们是“一带一路”倡议、金融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城市治理和人文交流。第四代领导人王瑞杰是新中双边合作联委会的新方主席，而中方主席是韩正。

第三，在经济方面，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新加坡在投资流向和合作性质上表现突出，而这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资金一般是单向地从中国流向接受国。这些项目的性质通常也与硬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如道路、公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相比之下，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新加坡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的83%，以及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25%。更具体地说，新加坡和中国正在合作推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CCI）。尽管重庆直辖市是起点，但CCI并不仅仅局限于重庆，而是寻求与中国西部其他地区建立互联互通，因为参与的城市和企业越多，互联互通的商业可行性和活力就越强。

从性质上讲，CCI的基础广泛，涵盖物流运输、航空、信息通信技术及金融四大重点合作领域。CCI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旨在通过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本来就属于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连接起来。这条多式联运通道将通过铁路连接重庆与广西钦州，并经海路将广西与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除了铁路和海路之间的连接外，各公司目前正在探讨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码连接，以降低货物多次通关的交易成本。

第四，在军事和安全的合作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去年，新加坡和中国在中国湛江联合举行了首次亚细安—中国海上演习，来自中国、新加坡、文莱、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1000多名人员和八艘船只参加了演习。该演习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以增进参与国海军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此外，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定期参加香山论坛，这是中国版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今年也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这是自2011年以来，中国国防部长首次参加这一会议。

在一些人认为美国靠不住、反复无常之际，中国提高了参与的水平，可以被视为中国对香格里拉对话日益重视的一个迹象。此前，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要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要么甚至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正试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新中两国都同意将魏凤和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与他对新加坡的介绍性访问结合在一起。魏凤和在新加坡访问期间，会见了李显龙和王瑞杰，并与黄永宏同意加强防务合作，并更新2008年签订的《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无论如何，魏凤和的出席凸显了新中两国在防务和军事方面的关系在不断发展。

战略环境日益充满不确定性，促使新中关系呈现积极发展的势头。两国关系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而是受到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更广泛关系的局势的影响，而中美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鉴于中美关系从2018年初开始就不稳定，而且预计还会进一步加剧，中国更加重视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中美关系处于高度动荡状态之际，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出现问题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问题上，中国淡化了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亚细安声索国和亚细安的分歧。事实上，北京已经强调，中国、亚细安声索国和亚细安有能力在谈判桌上处理这一问题，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更具体地说，在去年11月访问新加坡期间，李克强自信地宣布了与亚细安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三年时间表。

在美国诉诸单边主义和双边手段之际，中国进一步寻求将自己塑造为自由和多边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维护自由开放贸易、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气候变化等挑战的重要性。

此外，中国还利用其软实力，呼吁各国共同汇集数百年来积累的智慧和发展经验，创建新的平台，如上个月于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以应对当今的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对这一平台给予了个人的认可。在这里，“文明”一词的定义可能会保持宽泛，以便为各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首选领域留下空间。

除了得应对更为艰难的中美关系外，中国明显注重改善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它要纠正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一些项目的负面宣传。有人批评“一带一路”倡议使各国陷入“债务陷阱”。为了反驳这种说法，北京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出的关键信息是，中国将继续推进这一倡议，但会进行调整，使其价格合理、抗风险、可持续和高质量。最明显的是，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筹备阶段，中国和马来西亚同意重启停滞不前的东海岸铁路线和马来西亚城（Bandar Malaysia）计划，这两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关键项目。换句话说，北京愿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使相关项目切实可行、互利共赢。

尽管外部环境变幻莫测，但有一些内在因素预示着新中关系的良好发展。第一个因素是前总理李光耀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早年所奠定的基础，两国后来的领导人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另一个因素是，两国在国家级和省市级都建立了体制机制，定期举行会议，以检讨现有的合作并确定新的合作领域。这些体制机制对促进和加深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新中关系有利的另一个因素是，两国几十年来的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增添了实质内容。这相信会继续下去。如今，CCI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备受各方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毫不牵强地说，如果没有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这两个仍在进行的政府间项目上的早期合作经验，两国就很难会有展开CCI的合作构想。

当然，随着两国的需要不断变化，合作的性质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表明，新中两国继续看到相互合作的价值。双方还积极确定新的合作领域，如金融、商业纠纷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医疗保健、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城市解决方案等。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两国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尽管中美关系阴云密布，中新两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必须顺应外部趋势，抓住包括中国在内的机遇。对中国来说，它可能是基于更具挑战性的战略环境，而更加重视与较小邻国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中国与小国的关系处理得当，就可以积极有效地证明它所一再强调的论述，即中国的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带来和平与增长。

（作者是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