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而言，建设性政治难有准确无误的定义与解读。如此表述，并不是因为义理上无法做出说明，更多是因为不同政治体制的创导与维护者，各有其解读的维度与目的。因此，撇开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无疑将有助于人们对建设性政治，更多从体制繁衍中的利弊寻找答案。
作为追随英国西敏寺议会民主体制的新加坡，自1948年开启的有限度民主选举以来，可以说历经了几个重大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体制的发展具有追随西方价值理念与法则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倾向本土化，展现兼容并蓄的特色。正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走过了波澜起伏的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过程。其中尤以对抗性政治和协商性政治两个不同阶段为鲜明对照。前者表现为执政党与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斗争；后者遵循议会民主进行不同政党的政治竞争。
新加坡之所以在政党政治和政治博弈中，得以形成建设性政治的氛围与体制文化，严格说来，始于上世纪80年代，执政党有意识的规划与规范。那是因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从之前的政治博弈中发现，新加坡如果要避免后殖民地国家陷入低能与乱象民主，就必须拟定利于民主政治的法制法规和体制繁衍。既须满足选民的要求，又需兼顾促进体制繁衍的及时有效性。
庆幸以民主党詹时中为代表的从政理念与践行，及其后工人党刘程强追随务实理念的从政态度，让政党政治逐步走上建设性政治的道路。
回顾过去，新加坡确实因开启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态而得益。然而，基于体制繁衍历史的短浅，不无预示着理念和践行的文化沉淀，远远不足。这就意味着，现有的建设性政治生态，虽可提供今后政治体制繁衍的基础，但就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而言，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今后能否夯实建设性政治的繁衍，不仅对长期执政的行动党是个严峻的挑战，对在野党更是不易跨越的严峻考验。
检视当下的政党政治，就不难发现，执政的行动党确实处处用心、层层防范。目的就在于尽可能避免导致政党政治走向民粹主义和否定政治的陷阱。可是，问题不在于执政党的想法和做法，现实的政治无情的告诉人们，建设性政治可能出现的滑坡或倒退，源于更复杂的原因。
就行动党政府而言，做好本身固然是最重要的。就像与时并进的精神体现；治理团队能耐的维续；寻求政策改革、创新与优化的高标践行；必要的监督与问责；活跃的公民政治参与等。从有待夯实的建设性政治需要看，执政党职无旁贷，且须坎坎难过坎坎过。
可是，环顾当今世界的政治潮流，民粹主义席卷全球，周边国家的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新加坡的建设性政治俨然已成“另类”。如此情况下的政治体制演化，且不说，长期执政的行动党能否有效应对，单单外在的政治激荡与辐射，就足以引发国内一些在野党的伺机而动。为了竞选的胜利，走向民粹与否定政治的歧路。
更何况，身处第一世界，国人政治意识的演化与诉求，早已截然不同。建国初期，治国者体现“听我的，跟我走”，之后的“相信我们，一同前进”，再到如今的“一起谈，一起做”。过程虽具有与时并进的精神，却无法回避治国者与人们之间存在的理念和诉求的差异。就像总理人选、民主、人权、自由的体现；贫富差距的政策取舍、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维度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课题，只要从政者肆意操弄，就有可能引发非建设性政治的蔓延。
再者，一人一票的竞选体系和现有的体制形态，如非选区议员的设立，在下届大选将增至12名的情况下，中选者无人能确保都是务实理性的论政者。
这就意味着，摆在政党与从政者面前，值得深思与应对：
一、从政定位与动机。必须明白，在当前情况下，议会民主规范的政党政治，不限于拥有怎样的权力与义务，更在于体现寻求治国方案的有效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朝野政党固有其不同职责，不过，能否不将政党利益置于国家社稷利益之上，显然是鉴别政党和从政者是否立足于建设性政治的分界线；
二、建设性政治的体制创新与政治文化的夯实。虽说现有体制具有正面积极意义，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其中的不足，不管是来自执政党还是社会结构改变带来的的影响，都须在体制繁衍上有所对应，才不失与时并进的模式效应。当然，在野党的从政者是否认可与遵循建设性政治，就看他们在平时活动、竞选期间、国会辩论、事件表态等，能否展现建设性政治理念与践行的统一。
一句话，为延续建设性政治并夯实体制文化，利于善治久安，朝野都有其不可回避的职责与义务。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