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的“落地和生根——新加坡华族艺术回顾与前瞻”座谈会在今年6月23日圆满举行。三位主讲者韩劳达、郭建超和谢燊杰分别阐述了相声（《相声不仅仅是逗笑》）、南洋画风（《南洋画风怎不翱翔了？》）和华语戏剧（《当今新加坡，搞华语剧场还有实际意义吗？》）这三种华族艺术在本地的发展过程和现况，并对这三个艺术领域所面对的挑战和前景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这个座谈会是“落地和生根”系列的第二场。去年第一场的主席郭振羽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形容中华文化从中国移植到本地的过程，是一个“从原乡到新土的文化苦旅”，一个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艰苦历程。他认为，经过几个世代的承传，各种华族文化艺术，由原乡移植到新土后，经过了与在地其他文化的融合，经过了创新，也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文化发展有重要贡献。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座谈会总共七位主讲者所做的报告，可说是提呈了一份华族文化在新加坡“落地生根”之后的成绩单。本地华族艺术，无论是两年的座谈会所涵盖的文学、戏剧、美术、相声、华乐、华族舞蹈和地方戏曲，或其他多个艺术领域， 至今为止所交出的成绩单，大致上可说是相当亮丽的，至少各有各的亮点。的确，在历代艺术工作者不断承传创新，努力耕耘之下，本地的各种华族艺术曾经或还在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个别领域更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享誉国际，攀上高峰，其中一些还处在高峰期，没有走下坡。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块土地长期存在着一个优良的华文生态。艺术家们的主观努力固然重要，但那只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是必要条件；假如华族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之后，缺乏让它健康生长的环境，那就不可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在这个华文生态系统里面，有过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从中国南来的文人、报人和教育工作者，在这里传播文化，耕耘艺术，并且春风化雨，培养本地的继承人。
这个来源在1949年中断了，虽然香港台湾等其他中华文化地区继续为我们输送华文人才，但人数已经大不如前，幸亏这个缺口很快被南洋大学多少填补了。南洋大学的成立，使新加坡有了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这条教育生产线，加上以中文为教学媒介的民办的南洋美专，以及许许多多的民间文化艺术团体，不断地为新加坡供应各个华族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才。
除此之外，这个文化生态也包含了一个在生活环境中随处可以接触到华文的有机成分。年纪较大的人应该会记得，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公共场合、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社区组织、交通设施、道路标志、公众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名称、指示、说明等，常常是多种语文并存或并用的，尤其是中英文。那个时候，华文是一种生活的语文，能见度非常高，随时随地可以看到、 接触到，不只为老百姓提供了生活的方便、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也发挥了一种被动学习的作用，让人们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学习语文、吸收知识。当时，我们这些受华文教育者在这个双语或多语环境中学了不少英文；今天若有这样的环境，相信年轻一代的华人也必然可以自然而然地、在没有痛苦中吸收华文知识。
在这个可持续的华文生态里面，落地生根的华族文化能找到源头活水，土壤中也有掺杂着其他种族文化的丰富养分，风霜雨露和新鲜空气都不缺，加上充足的阳光，让华族文化艺术在这块新土上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逐渐形成一个充满南洋风味的华族文化艺术园地，繁花似锦、满园春色。
在这么一个健全的生态中，华文文化精英的持续供应不成问题，为国家社会提供大量能够承传中华文化精髓的文化及媒体工作者、艺术创作者、学者和一般知识分子。这些精英在开放多元的新加坡，也同时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和其他种族文化的熏陶，发展了与其他中华文化地区不同的独特华族文化。就如谢燊杰在座谈会上所说的：“我们的华族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却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
华族文化艺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积累，并通过在本地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之后，已经形成一条有生命力的独立文化支流，有能力对外交流，能够通过与中华文化的主流或其他支流的冲击互动，对文化母体进行回馈。更重要的是，这种独特的华族文化对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民身份的一种必要元素。
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华文生态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为的和自然的，或两者互为因果的——近几十年来不断地加速萎缩，水土迅速流失，空气受到严重污染，阳光也不时受到重重的乌云遮蔽……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它是否能维持下去，是否能继续支持华族艺术的发展，以至国家文化建设、国民身份塑造的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高层这些年来已经密切关注华文水准江河日下的问题，尤其是建国总理李光耀。他在晚年突然惊觉，我国年轻一代华人的华文程度，以及对本身文化的认识严重低落，而且正迅速下滑。他认为长此下去，必将导致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的沦丧；而缺乏中英双语双文化能力的下一代，恐怕也无法应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新格局。他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不断想方设法，发号施令，甚至为了宣示自己的决心，唤起人们对双语重要性的意识，将“新加坡的双语之路”提升到“我一生的挑战”那样的高度！在他大力推动之下，一些以推广华文的学习、浸濡以及促进与中国的民间交流为目的的机构和机制建立起来了；近年来我们也确实看到母语教育政策有一些调整改革，特选学校阵容扩大，高级华文和语文特选课程有所推广，一些学校的母语教育也注入了中华文化的成分。
但这些补救措施是否来得太晚，是否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这是一个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暂且撇开不论，而提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相关问题：单单靠局部和小范围提高华文教学水平是足够的吗？许多对新加坡华文处境有深刻了解的教育专家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如果像现在这样，只是将华文当成一种工具，一种只能在课堂上应用的教学语文，学生一离开学校、甚至走出华文课堂，就没有机会接触使用；踏进职场或走入社会之后就可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那这类补救措施的作用是很令人怀疑的。
本地华文环境的迅速恶化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对华文重要性的共识，若有的话，似乎也只是存在于政治领导层之中；在他们以下的体制内外的精英阶层或主流社会，这种共识似乎是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显的。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今年1月在“新加坡透视”论坛上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当他带一名外宾去参观竖立在樟宜海滩的一个纪念日据时期“肃清大屠杀”的纪念牌时，赫然发现原来的那个以多种语文标示的牌匾，不知何时已经被一个纯英文的讲解牌所取代了。他在极度失望之下感叹道：“这或许是为了方便……但这么做却刻意减少、简化了我们的文化基因，以及历史所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他承认，文化多元性可能成为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政府往往也面对简化、减少多元性，以达到较低平衡点的压力。但他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
杨荣文曾经掌管我国的文化艺术部门，对新加坡的文化境况非常了解。他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为了行政方便而不惜牺牲语文多元性，不惜抛弃珍贵文化遗产的严重失误。其实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类似的批评，而他所举出的这个例子也绝不是孤立的。当前这种有意无意从多元朝向单元的逆向行驶、与我们所标榜的文化多元性背道而驰的现象，的确非常明显，也非常普遍。杨荣文的这个适时的批评震耳发聩，有如暮鼓晨钟，值得文化界重视，更应该受到整个国家社会的正视。
如果新加坡的华文生态没有受到保护，继续萎缩下去，那一路走来不易、发展到今天的华族文化就会开始式微。那时，新加坡社会要不就是趋向单元化，要不就是出现本地华族文化的空间，渐渐被西方文化或外来中华文化全面填补的情况。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献词中所提到的那种我们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就会渐渐消失，新加坡的国民身份也会因此变质。
韩劳达在座谈会上所谓的国家社会“需要看到远景”就包含了这个意思；谢燊杰更是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面对的危机，其实不只是一个族群的危机，而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危机。”
两百年来，强劲西风的吹袭从来没有平息过。过去，我们曾经有意识地抗拒来势汹汹的西风，而落地生根后茁壮成长的华族文化，就形成了一片可靠的防风林。近年来，东风送爽，扑面而来，我们也曾经借助它推进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与强烈的西风抗衡。现在风水轮流转，借着中国迅速崛起的大势而刮起的东风已经越来越强，有朝一日当这股势不可挡的大风铺天盖地吹来时，希望我们的防风林也将能发挥作用，以免我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南洋花园受到太大的冲击。
在我们这个弹丸小岛，无论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一面倒局面，对我们的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都是不利的。只有在本土文化的根扎得够深、根茎稳固、枝干坚强之下，我们才不会被吹得东歪西倒。
我们既要东风也要西风，加上阵阵的南风北风，在开放的南洋土地上对流循环，互相掺和，形成沁人心肺的舒畅凉风，让我们如沐春风，随风起舞，舞出独特的南洋风情，让南洋风继续翱翔！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6月23日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的文化座谈会“落地和生根——新加坡华族艺术回顾与前瞻”的总结发言所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