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铮,张建伟：哈萨克斯坦“领袖监护型政体”及其走势

6月10日，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根据最终计票结果宣布，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此次大选中以70.96%的选票当选总统。此时距离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日期，尚不足三个月。

在法律程序上，作为中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在短时期内顺利实现了新旧领导人的权力转移。而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交替，向来是观察一个国家近期内政外交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权力转移是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主动促成的。今年3月19日，任职近30年的纳扎尔巴耶夫突然宣布辞职，自3月20日起终止自己的总统职权。如此突然而紧迫的决定令外界大为不解，因为纳扎尔巴耶夫的任期要到明年3月才期满，况且哈萨克斯坦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国本的“紧急情况”。不少观察家猜测，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决定虽然是突然宣布的，却是其经过长期思考的结果。

随后的权力安排，似乎印证上述猜想的合理性，因为纳扎尔巴耶夫选择的并非是“全退”而是“半退”。也就是说，纳扎尔巴耶夫虽然辞去了总统职务，却同时保留了某些重要的职务，以便其继续发挥某种“监护者”的角色。根据哈通社消息，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将继续留任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执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宪法委员会委员。

以上三个职务在哈国家政治运行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并没具体的任期限制，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可以终身担任此职。除了保留上述三个具有“硬权力”的制度性职位之外，纳扎尔巴耶夫还具有不少“软权力”作为其权威基础。在纳扎尔巴耶夫担任哈国最高领导人期间，哈国家机构多次授予其荣誉性称号，如“民族领袖”“名誉参议员”等，这些荣誉性称号构成了纳扎尔巴耶夫的“软权力”。

无论是“软权力”还是“硬权力”，都昭示着“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并不会随着此次大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半退”式的独特政治安排，哈萨克斯坦政坛将出现二元权力格局：托卡耶夫以总统身份在前台（“一线”）行使法定职权，纳扎尔巴耶夫则以“监护者”的角色在后台（“二线”）施加影响力。

前台－后台（或“一线”—“二线”）的权力安排，虽然极具东方智慧，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具体到哈萨克斯坦而言，托卡耶夫将如何在法定职权与纳扎尔巴耶夫的“监护权”之间的权力区间内取舍，纳扎尔巴耶夫如何在后台（“二线”）有效发挥其积极功能，考验的或许不仅是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有这种独特制度设计的现实合理性。

哈萨克斯坦地处中亚地区，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合称“中亚五国”，这五个国家都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五国相继变更政治体制，建立以总统制为主的政体，并产生了长期任期的总统，如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都在各自国家长期担任总统一职。纳扎尔巴耶夫自然也不例外，自1989年以来，他一直领导着哈萨克斯坦，当时的哈萨克斯坦还是苏联的一部分。

但由于内部治理质量欠佳，加之外部力量的干预，中亚地区的首任总统大多黯然离开政坛。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维持和巩固权力过程中，导致“郁金香革命”爆发，被迫辞职，流落莫斯科；土库曼斯坦终身总统尼亚佐夫心脏停止后，政治资产基本丧失，引发剧烈的政治权力斗争。

邻国首任总统的宿命，不免让纳扎尔巴耶夫产生兔死狐悲、同病相怜之感，使其不得不为身后的权力交接早做打算。此外，从全球层面来看，其他地区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几乎也都无法长期维系自身权力，如利比亚卡达菲、津巴布韦穆加贝，这可能更加坚定了纳扎尔巴耶夫选择主动离开的想法。而纳扎尔巴耶夫最后选择“半退”而非“全退”，也有着深远的考虑。

首先，这样的安排可以缓解政治压力、保存政治资产。当前哈萨克斯坦内政面临许多挑战，诸如经济发展急需改革等，纳扎尔巴耶夫对此深知。“半退”式政治安排将有助于疏解政治压力，并且为相关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动能支持。执政哈国近30年之久的政治资产，通过“半退”方式得以保值，甚至可以继续为扩大纳尔巴耶夫本人的影响力输送能量。

其次，退居“二线”之后，纳尔巴耶夫可以充当国家监护人和协调者角色，保持政治机制平稳、有效运转。从政治体制来看，哈萨克斯坦实行总统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果“三权”运转中相互掣肘，形成体制性僵局时，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稳定就会面临挑战。

而纳扎尔巴耶夫选择担任宪法委员会委员，将会产生较大的协调空间，能够借助其拥有的权威监护新政府稳定运行。同时，在“三权”人事安排方面，除民选总统外，其它两方也基本掌握在纳扎尔巴耶夫的追随者手中，纳扎尔巴耶夫的监护人角色将起到协调人的作用。

纳扎尔巴耶夫“半退式”政治安排形成的“领袖监护型政体”，将深刻影响哈萨克斯坦政治进程。

从短期来看，“领袖监护型政体”将会对哈撒克斯坦政治运转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正式制度而言，“三权分立”架构下，总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内部事务负责，并且接受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但在“领袖监护型政体”下，纳扎尔耶夫相当于掌握了“第四权力”，此举无疑会对总统的施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监护人的模式下，“第四权力”的弹性尺度非常大：当总统施政得当时，“第四权力”存在感较弱；反之，若总统面对内政外交问题时，没有有效、合理作为，“第四权力”监护权将会被启动，借用“一线”和“二线”之间建立的权力缓冲区，来缓解相关议题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确保政治稳定。

从长期来看，“领袖监护型政体”将会对哈撒克斯坦权力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就现行“领袖监护型政体”来说，最重要的制度要件就是监护人的产生及其在权力运行架构中的存在形态。从纳扎尔巴耶夫来看，成为监护人的条件极为苛刻（首任总统、极高的全民支持率、巨大的国际社会影响力等）。但是不排除后继者会降低门槛成为监护人，从而延续“领袖监护型政体”在哈国的存在。

尽管“领袖监护型政体”对哈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一线”和“二线”权力布局，不会因二者的私人关系而自发地保持稳定。倘若监护者随意干预“一线”制度化权力运行，二者权力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紧张感，权力博弈会因双方力量态势变化而升级或减弱。当“一线”权力无法忍受“二线”权力干预时，制度化下的“一线”领导人将会沿着制度化的方向前进，挤压“后台权力”的存在空间。反之，当双方力量足以相互抗衡，为了避免相互摧毁，采取妥协性方案将有助于延续“领袖监护型政体”延续，并将其制度化。

其次，观察“领袖监护型政体”的监护者，发现监护者自身就是该政体脆弱的一环。国家监护人在面对全体国人时应当尽力保持自身的相对中立性，才能进一步巩固监护人地位，发挥“第四权力”效能。但是权力运行本身存在着矛盾性，监护人纳扎尔巴耶夫在退居“二线”时，已经对国家权力分布做出布局，让其亲属和追随者担任国家的重要岗位，这就不免让人对其作为监护人角色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如果监护人角色偏向特殊群体，公共部门私有化甚至家族化将会直接造成“领袖监护型政体”的发展困境。

最后，将“领袖监护型政体”放置于民主机制下进行观察。哈萨克斯坦是“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国家，民主机制是国家运转支撑性制度，权力合法性来源于民主选举机制。监护人纳扎尔巴耶夫作为首任总统，有着无可比拟的民意支持基础，监护人的合法性来源暂时得以解决。但是若该政体想要得以延续，其合法性来源想必必须重新建立，宗教、民族或其他因素也许将成为“监护人”为核心的“领袖监护型政体”合法性来源，实现该政体的延续。

由于“半退”式的独特政治安排，哈萨克斯坦政坛将出现二元权力格局：托卡耶夫以总统身份在前台（“一线”）行使法定职权，纳扎尔巴耶夫则以“监护者”的角色在后台（“二线”）施加影响力。

（作者张铮是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建伟是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