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京仍然将“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但随着局势的变化，“一国两制”之外的选项，恐怕也是时候加以考虑。个中的原因，除了香港与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外，更在于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对台湾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弱，甚至在起着反向作用。
今年6月底至7月初，香港发生的“反送中”社会抗争在台湾引发的效果，足以说明问题。以台湾现任领导人蔡英文，借引机会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中国大陆，不断提升其民调就可知，其效果已偏离北京最初的设想。而这是蔡英文自今年年初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制台湾”论以来，另一波借“反中”提高自己的民调支持率的操作。
事实上，北京对于“一国两制”如何应用于台北，或者说是否仍然是最佳方案，已经存在疑虑。从年初习近平的“两制台湾”方案就已经表明，北京对此有所考虑，因此才试图探索出区别于现在应用于香港的“两制”制度。
但从蔡英文及民进党对相关词汇的操作与污名化——将“两制台湾”与“九二共识”“一国两制”等词汇等同来看，北京此举迈出的步伐仍然不够大。当然，也与“两制台湾”具体的内容，与香港“一国两制”的区别等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有关。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北京除了“一国两制”的方案之外，是否还有其它选项？这些选项应该基于何种理念进行设计？
鉴于台湾自1945年以来，一直处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关切之下，同时中美两国在当前处于激烈的竞合关系，台湾无疑是中美较量的前线场所之一。中美关系显然是背后的基础所在。
尤其需要注意到，美国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对台湾打出友好牌，包括美国国会陆续推动并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等友台法案、对台军售公布模式改为与其它盟国相同、原本被迫隐晦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CUSA）。
这些无疑都是在帮助蔡英文及民进党在明年台湾的选举中获得更多的优势。相较之下，国民党候选人，诸如郭台铭、韩国瑜等，因为与大陆的关系，令美国心存疑虑。因此对其信任程度，目前尚不及蔡英文。这些也足以看出美国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之深。
虽然美国不太可能直接干预台湾明年的选举，但通过诸如上述的友台举措，却可以间接为蔡英文提供足够的舆论武器和弹药。
在此背景下，北京基于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变化，以及香港与台湾在很多方面的不同，一国两制的方案是否足以解决台湾问题，需要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基于上述关系设计相应的战略与方案。
香港在回归之时，其经济体量与国际地位是大陆需要予以保持、保障的，香港民众对未来的期待更多也是对其生活方式的保留，其中涉及政治权利的要求并不多。只是随着两地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政治权利才逐步成为两地之间矛盾的重心。
相较之下，当前对政治权利的关切已是台湾民众对未来的重要关切。虽然“一国两制”从原则上予以保证，但从香港具体的实施效果来看，在政治层面上的考量，北京仍然十分欠缺。这种欠缺可以说是两地关系与地位所必然导致的。
可以这么来理解，香港回归的前期阶段，北京对香港的干预较少，重“两制”的体现而轻“一国”的理念塑造，因此北京在香港的权威与政治影响力未能建立。而迟至香港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渐渐增强时，北京身处的地位与香港的关系，也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未能被香港民众所理解，导致两者的冲突不断加深，同时双方的话语体系也并不相同，使得彼此达成妥协或共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今天，以台湾民众的诉求观之于北京对香港的处理方式，自然对“一国两制”以及北京对台湾未来方式的保障存在疑虑。北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能够解决“两制”中的政治权利问题了？
这不仅仅只是制度安排上的简单区别，更是深植于每个人心中的理念的不同。不同制度之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权力与权利之关系等等，均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方面在任何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均有可能因为理解之差异而导致结果的南辕北辙。
因此，北京不得不仔细思考这样的问题，并且审慎考虑“两制”之外的所有方案。这种紧迫感，随着中美关系、地位的变化而日渐紧迫。两岸所谓的“维持现状”将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秩序的变化与冷战步入终结的尾声，将两岸关系推向一个严峻的时刻。由此，北京需要有更多的方案应对。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