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韩国对历史的认识，可以说是两个正义的冲突。日本主张基于条约和法律手续的正义，即主张应该遵守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之后通过日韩政府间谈判做出的决定。对此，韩国方面主张基于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正义，以及民主的正义，也就是说，如果公民社会的观点和意见发生变化，过去政府间的决定也可以改变。
韩国方面主张的根据，是“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这个想法。这是在非洲、东欧等地使用的概念，在独裁主义、威权主义统治实现民主化后，对过去政权统治下受到的不正义行为进行调查、纠正与赔偿，也就是维修社会的“裂缝”。基于这种“转型期”实施的“正义”，统称为“转型正义”。
但是，一般来说，转型正义在一国的内部实施。欧盟等曾采用转型正义积极干预的方针，但这不是针对欧盟内部的事务，而是作为调停者参与非洲各国的转型正义问题。法国和英国等欧盟成员国单独根据转型正义，没有在外交上解决非洲各国问题。也就是说，转型正义一般用于国内政治。
在二战前期，日本在慰安妇等问题上具有非人道的地方，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绕历史问题，绝不能否认日本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但是，韩国所依据的转型正义，也必须认识到与世界相比，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性。
第一，进入21世纪后，在韩国讨论的转型正义的对象，既不是战后初期的李承晚政权，也不是此后的朴正熙政权这些威权主义政权，而是直指1945年以前的日本统治。
这里所提的“转型期”究竟是从什么转型到什么呢？
第二，在韩国的转型正义，虽说是以针对国内被认为是“亲日派”的人和企业进行清算，但最终还是推给日本。
关于战前问题的诉讼，如果扣押日本企业在韩国的财产，并将其现金化，也就是司法判断，可能发展成外交问题。转型正义的政策与外交挂钩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常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虽然使用了全世界使用的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但是使用方法有其独特的一面。正因如此，日韩之间产生的问题在世界上几乎不多。
今年7月，笔者参加过几次日韩举行的会议。即使发生贸易问题，研究人员的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也应该这样。另外，在会议上，关于历史问题，韩国方面提出了在日韩间建立关于转型正义新模式的提案。也就是说，就通常作为国内问题而讨论的转型正义，要与对日关系挂钩，即与外交相结合。这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这一点上，韩国学者也有充分的认识。
但是，要实现这个提案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国内要使转型正义成立的条件，就是社会成员对过去具有一定的共同认识，面向未来具有一起创造社会的意愿。在国际关系上构筑转型正义，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绝非易事。当前，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恢复日韩双边的信任关系。
（作者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