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偶尔听见一个说法，把中国共产党分为老的和新的，即改革开放后的是“新共党”。一开始觉得这个定义还蛮新鲜，后来想想倒也很贴切。确实多年没有听见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提阶级斗争了，更不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了。
由此，想起了前几年请一位德国朋友在上海天蟾舞台看样板戏《红灯记》的感受。样板戏是从小在收音机里日日听，各种场合经常唱，多数的台词和唱段都能脱口而出。不过，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当然对其含义不甚了了，甚至根本不懂。
上幼儿园的年纪还跟妈妈进剧场看过《红灯记》，还记得锣鼓一敲，吓得我总要求上厕所。总之，对《红灯记》还是很熟悉的。这时进剧场再看这出戏，可以说，听出了味道。
《红灯记》讲的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交通员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有一场戏里铁路工人、中共地下党员李玉和，对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说：“你是日本阔大夫，我是中国穷工人，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这句话令我觉得有点异样：鸠山是日本侵略者，此时难道不应该突出民族对立，痛斥侵略者吗？怎么变成了“阔大夫”与“穷工人”的阶级对立呢？
还有一段是李玉和的女儿李铁梅唱词，“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表达的不是抗战的情境，而是“革命”的内容，还有“日本军阀豺狼种”，把日本侵略者等同于国内的“军阀”，不是把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了吗？抗战时民族矛盾最大，所以抗日统一战线以爱国为重；而样板戏出台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之中，以阶级斗争为重，显然淡化了爱国的民族主义。
依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要世界大同，首先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那些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同路者，称之为“爱国的民主人士”或“民族资本家”，算是他们符合“最低标准”。而眼下，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号召，只要爱国就好，阶级斗争倒是没有人提起了。或爱国的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的革命，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主旋律。
德意志的历史中也有自由民主的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奇妙转折。其实，200多年前，相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先进的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进步的革命，应该是让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
1806年拿破仑打到普鲁士王国，受到当地人欢迎，当然是因为法国代表了先进的制度。拿破仑大军因此势如破竹，一路旗开得胜。那时的普鲁士还处在分封建制的旧时代。渴望做自由民的农民背景的士兵，欢迎代表着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国人的到来。连贝多芬也谱写了英雄交响曲欢迎拿破仑。
然而此后，经历外族统治的德意志人，不堪忍受税收之高和全民义务兵役制的枷锁，爱国之心高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到了1813年，被德意志人称作“解放之战”的莱比锡一战，拿破仑吃了败仗，再也没有了七年前在耶拿的辉煌，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815年滑铁卢大败。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取得大胜。
从向往进入先进制度的革命，到为争取德意志民族利益而爱国热情高涨，不过是短短七年。民主自由就让位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了。
眼前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政治制度的，当然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当这一“先进制度”与民族利益相悖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仍然会取胜吗？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是共产党的务实选择。眼下呢？
香港乱了几个月，其实情形类似数月前巴黎的黄背心运动。但抗议者一味反中，似乎在有意回避香港普通市民的住房艰困等问题才是港人不满的原因。而香港政府没人出来提民生问题的解决，却顺着抗议者的思路，令民众看不见生活改善的可能性。民众是不是相信，只要实现了民主要求，一切民生问题就没有了呢？
从另一个角度讲，港府和北京，为什么不能务实一下，把“爱国”的问题转化成“阶级矛盾”呢？当然不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用广义的社会福利难道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吗？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保留了共产党的名字，再也没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标了。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是从社会主义阶段倒退回了资本主义了，算是务实了吧，为什么在香港问题上不再务实一下，承认贫富两级分化是阶级矛盾呢？
（作者是旅居德国柏林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