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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惠迪:强国须强语,强语助强国 ——纪念讲华语运动40周年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总理为第一届推广华语运动主持开幕仪式时致辞,吁请华族社群多讲华语,少讲方言。(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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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没承想收到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的请柬,邀请我参加定于10月22日举行的讲华语运动庆典。可不是,新加坡开展推广华语运动倏忽已经40周年了。

40年前的9月7日,时任李光耀总理主持“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SMC)开幕礼,这是一场以华人为对象,以已经实施了13年的双语教育政策为基础的长期社会运动。

我是1984年10月应聘从香港到《南洋o星洲联合早报》工作的。在香港工作时,我曾拜读过新加坡学者卢绍昌、吴元华、冯传璜诸位先生的论著,加之与新加坡的亲友时有来往,因此对新加坡的语言状况略知一二。到狮城后,“浸濡”在新加坡人的语文生活之中,我感到犹如置身于一所语言学院,新加坡人超强的语言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加坡是中国之外唯一以华语作为四种官方语文之一的独立主权国家,也是唯一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实施双语教育的国家。华族学生必须学习英华两种语文。英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的共同语,也是跟全世界沟通的利器;华语是华人的共同语,也是维系华人与母族文化的纽带。推行双语教育和推广华语是新加坡政府语言整体规划(Language overall planning)中两项最重要的举措,尤其是双语政策,它是新加坡建国的基石,也是教育制度的基石。李光耀是新加坡国家整体语言规划的总设计师。

“讲华语运动”刚启动时,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矫枉”有时必须“过正”。从1981年元旦起,新加坡政府规定电台和电视台全面停播方言节目,连有线广播“丽的呼声”也不例外。可是华人对方言怀有恋恋不舍之情,因而对禁播方言节目十分反感。李光耀感同身受。他说:“由逻辑上看來,应有的决定是很显然的;但是在感情上,如此的选择却是痛苦的。”明知“痛苦”,仍要“选择”,这就是李光耀。

“讲华语运动”是新加坡政府开展的所有运动中最长寿的运动,可是历久弥新。其特点是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和对象。第一个十年的目标是以华语取代方言,主要对象是蓝领;第二个十年是认识华语的历史价值,主要对象是白领;第三个十年是使讲华语成为一种时尚,以1965后出生、以65后从小受英文教育而不大会讲华语的华人为对象。今天,17岁到39岁的华裔年轻人,80%能流利地讲华语了,推广华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让他们继续保持使用华语的习惯。

以前,每年10月是华语月。每逢华语月,推广华语理事会、各联络所、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电台电视台和华文报等媒体,会互相配合,推出多姿多彩的活动,全岛华社沉浸在语言的飨宴之中。1985年华语月,《联合早报》特辟“华语热线”,从9月28日起,欢迎读者在每日下午2时至9时打电话询问有关华语字词句应用中的问题,管理层指定我主持“热线”。

热线启用首日,我接了145个电话,到华语月结束,共接电话2082个。每天的“热线”打烊后,我得将当日答问内容整理成文,发表在次日的副刊《商余》上。一个月内,书面答问156个。“华语热线”满月后,接着开辟“华语信箱”,解答读者来信提出的语文问题。

从11月1日至翌年4月29日,“信箱”共刊出46期。同年10月4日,“华语热线”再度推出,反应一如上年。“华语热线”为我提供了一个跟素昧平生的新加坡朋友交流的机会,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华语华文的热爱。

我退休离开新加坡后,每天例必上早报网读《联合早报》,常在《交流站》看到读者的投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是以现身说法证明学习华英双语的重要性。

例如苏锡兴以《培养孩子掌握双语》为题,开门见山地说:“最近在外打假期工的二女儿突然对我们说,感谢我们从小跟她说华语,现在她可以在工作上随心所欲地使用华语和英语,非常方便,同事也对她的语言能力感到惊讶。”苏先生在文末深有感触地以自己的经历印证李光耀说过的一句话:“新加坡,有学习英语的大环境,孩子能在学校学习到正确的英语;在家里,应用母语和孩子交谈,将来孩子就能掌握双语。”(2019年6月24日《联合早报·交流站》)

“掌握双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语言不但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国家的一种资源,一种软实力。对个人来说,语言是谋生的重要本领,越高强,创造的财富越多。

新加坡已是第一世界国家,人均GDP达到6万4000美元,超过美日,综合国力可谓强大。但是,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说,“许多国人缺乏第一世界人民所应具有的公民意识”。“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要“强语”就要“掌握双语”,而且不能偏废,对华族来说,不能重英轻华。这是否也应该成为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呢?

(作者是资深语文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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