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新加坡历史: 一段关于分家与联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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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新加坡人已经内化了早期的帝国联系。他们着手在这一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寻求奠定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的地位,并将其多元社会打造成一个能独立生存和繁荣的国家。(梁伟康摄)
到1965年,新加坡人已经内化了早期的帝国联系。他们着手在这一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寻求奠定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的地位,并将其多元社会打造成一个能独立生存和繁荣的国家。(梁伟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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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人来说,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的那一天,意味着马来亚概念的终结,但对其他人则是值得庆祝的一刻:新加坡独立了。这段分家历史可以追溯到1819年,当时位于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通过新加坡而得以更直接地与中国沿海地区连接。

当时,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帝国,而英属印度是崛起中的帝国。位于马六甲海峡顶端的槟城,显示了这条航线对印度鸦片和中国的茶叶贸易是多么重要。新加坡则提供了一个极有用的连接点。

20年后,英国建立了香港殖民地,并在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两个帝国的关系出现了逆转。崛起的帝国现在变得更加强大,香港殖民地连同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都成了它的商业驻地。香港与中国是直接相连的,中国民众会注意到,国家如实施另一种治理制度,他们将如何能从中获益。

相比之下,从莱佛士、法夸尔到哥罗福,新加坡与荷兰人控制的广大马来世界是楚河汉界,而英国与荷兰于1824年签订的《英荷条约》,更将马六甲海峡一分为二。这让英国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得以巩固与中国的联系,所带来的经商便利让许多其他人受益,他们也利用新加坡开发当地市场。但重点是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的海上联系。

1850年代以后,香港和上海在中国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使新加坡不得不改弦易辙。它寻求与周边的马来群岛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在英国介入霹雳战争后,实际上成为一个实行直接和间接统治的复杂政体的首府,人们也开始把这个政体称为马来亚。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英帝国在印度西北部过度扩张,并在非洲和南太平洋面临法国和德国的挑战。因此,与马来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任务,主要落在新加坡的地方官员和商人家族的身上。他们的一些举措虽然非常有利可图,但与马来群岛的整体关系从来都不融洽。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新加坡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贸易紧密相连,并依靠当地的华商来支撑其发展计划。

因此,新加坡的华人人口迅速增长并非偶然,而是与它在中国的地位提高有关。为了加强这种联系,英国人将马六甲的峇峇华人(编按:土生华人)带来新加坡,以帮助他们与活跃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华人打交道,尤其是那些认为使用殖民地自由港设施可享有诸多好处的华人。

在英国人青睐的马六甲华人家族的帮助下,这些当地华人成功地适应了新兴的制度。中国开放后,大量的新移民提供了奴隶制度结束后所需的劳动力。大多数人将新加坡作为前往马来群岛和荷兰帝国各地的中转港,但也有许多人留在这个殖民地。

因此,对英国人来说,管理殖民地的华人一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设立华民护卫司以应付日益壮大的华人社群也就有其必要。到了20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因许多华人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而变得更加棘手。在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为推翻清朝政府而四处奔走时,新加坡就有不少人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民族主义引发了政治和安全的问题。

这使我想起,除了英国人在前100年所取得的成就之外,还有宋旺相所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它讲述了华人多元参与新加坡发展的里程碑式故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华人寻求在新加坡的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开始意识到,管理华人使到与马来群岛保持联系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

鼓励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合作符合英国的利益,但对日本人来说,新加坡与马来世界长期分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他们在1942年将新加坡重新命名为“昭南”(在日军占领区中,这是唯一一个被赋予日本名字的地方)时,他们将其视为本地区的帝国基地。他们寻求马来-印尼世界的信任,帮助印度人建立印度国民军,以将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日本人不相信华人,因为华人把他们视为敌人,并愿意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尽管这段历史相当短暂,但它使本地的各个社群更加疏离。

英国人在19世纪晚期试图建立的联系并没有起作用。战后,马来亚联邦方案不为马来人所接受,支持者主要是华人的马来亚共产党也起而反对他们。此外,马来亚联合邦也并非是英国人所想要的那个英属马来亚。对马来领导人来说,马来半岛永远是马来人的土地。尽管为了让国家获得独立,马来人须要向其他社群做出让步,但他们拒绝接受英属马来亚所建立的特有联系。

在这方面,1965年的新马分家不应令人感到意外。把英属马来亚和大马来西亚融为一体的努力过于仓促,而更像是急就章,未能克服各种导致新马难以重新建立联系的事态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了重建联系努力的几代新加坡人似乎已经领悟到,与世界接轨,并与邻国保持若离若即的关系,是他们必须学会处理的事情。

在突出新加坡的独特性方面,香港的历史经验很能说明问题。香港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内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产生的应对方式也就大不相同。以华人为主的香港人从未中断参与中国的事务。总而言之,可以说他们是在中国的阴影下,实现了两种制度的平衡。因此,当英国人离去时,这种平衡就失去了,与中国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新加坡的情况正好相反。与邻国保持一定距离让英国人完全掌控了中国与英属印度的关系。到1965年,新加坡人已经内化了早期的帝国联系。他们着手在这一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寻求奠定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的地位,并将其多元社会打造成一个能独立生存和繁荣的国家。

新加坡现在面对不少新挑战,其中有两个显而易见。中国已经了解到,忽略南部区域曾导致它差点亡国。如今,它已不再是一个分裂和虚弱的国家,绝不会允许其沿海地区再次受到侵犯。它希望这一认识能反映在与新加坡的关系上。另一个挑战则牵涉到新加坡与现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为它就身处这个地区。新加坡必须重建它与亚细安邻国的联系,使该组织能够处理涉及新型大国的竞争。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挑战做出反思,尤其是如何在这些情况下,把握好联系与分家的分寸。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本文节录自9月30至10月1日在国大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新加坡开埠200年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本文的英文原题是“Singapore history: a tale of Separating and Connecting”,已上载在《联合早报》旗下的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

黄金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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