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婉月:从“新加坡华语资料库”谈起

讲华语运动40周年庆典于2019年10月22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行,李显龙总理(右五)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右三)、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左五)、国家文物局局长章慧霓(左一)、现任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蔡深江(右四)以及历任理事会主席黄昭虎教授(左二)、萧作鸣(左三)、林少芬(左四)、欧进福博士(右二),以及何家良博士(右一)在台上合影。(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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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程令我联想到不久前观赏的一部有笑有泪的韩国电影《词典》(Mal-Mo-E:The Secret Mission)。1930年代的朝鲜,日本统治者无所不用其极,企图以高压政策消灭掉朝鲜人的民族尊严,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名字,禁止他们学习韩文。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讲述背负着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使命的朝鲜语学会,如何冒着生命的危险,秘密进行编撰朝鲜语词典的任务,以免朝鲜人有一天失去自己的语文。词典编辑小组也将朝鲜各地的方言词汇收录在词典里,因为方言也是朝鲜文化的重要资产。有的知识分子在这过程当中被关进监牢里,施以酷刑,甚至失去性命。

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朝鲜南北分裂几十载,两地用语习惯渐行渐远,甚至连基本沟通都成了问题,这使得将来南北统一更加艰巨。因此,经过多年的接洽和商谈,南北韩终于敲定共同编撰《民族语大辞典》,于2005年正式成立“民族语大辞典南北共同编撰委员会”,再一次展开收录词汇的编辑工作。

今天的韩国年轻人民族意识有没有年长一辈的那么强烈,我不得而知。但是,我没听说过韩国人会耻于说韩语。回过头来看新加坡,英语的广泛使用对于战后的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同时孕育了一个以华人居多却以讲英语为荣的社会,部分华人甚至以说华语为耻。最近,我就碰到一名并非来自传统英校的华族中学生,自我调侃对华语过敏(I'm allergic to Chinese)而拒绝讲华语。

“不把华语学好就会错失很多机会”,这样的论述对学生似乎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除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无法深切体会通晓双语的优势,也由于科技(尤其是手机应用)带来的方便,使得学不学好华语没有太大的功能性的差别。

比方说,当学生不知道“APP”用华语该怎么说,只须要在手机上滑一下,翻译软件马上出现“应用”。沟通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不须要把“应用”背起来,下次又要用到“APP”这个词语时,再滑手机查看便可。

南北韩统一语言的手机应用Univoca(Unification Vocabulary的缩写),对脱北者而言是一大福音。它可以帮助脱北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韩国这个国际化环境里的用语习惯,特别是外来词汇的应用,以便尽快融入新环境,展开新生活。

在这个速食年代里,凡事讲究高效。随便问问年轻人,愿意用通俗而简易但可能翻译有误的手机应用来帮助他们与人沟通,还是愿意参考比较可靠的词典或学术资料,可能多数年轻人会偏向前者。这真的不能怪他们,整个时代已经是这样发展了,只要能够达到基本沟通的目的,取易舍难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做法。

至于通过学习母语来加强身份认同、培养民族情感和欣赏语言文化,至少在新加坡来说,似乎只有一小群从事语文研究或教学的群体才能感同身受。曾经在一个场合中说了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成语“安居乐业”,竟然有人竖起拇指“哇,厉害!”。现状就是这样,讲华语运动如果能够达到“讲华语,我也可以”这个简单目标,应该很不错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有语言汇聚的地方,就有思想。”这是前述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明知编撰词典、收录语言资料库这种事业是小众而艰辛的,但为了传承历史、思想和文化,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所有为了保留和推广母语而默默耕耘的人士,都值得我们尊敬。

行文至此,突发奇想:“新加坡华语资料库”里一些词汇的由来和故事,不知是否有本地电影人把它们串联、编剧,拍成一部新加坡版的《词典》?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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