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总理李光耀40年前决定推广讲华语运动，是有前瞻性的。当时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推广华语，代替方言；华族在英语以外应有共同语言，那就是华语；二、支持、辅助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行。李总理和时任副总理吴庆瑞都认为方言干扰学生学习双语文，加重了华族学生的负担。讲华语运动成功，华语代替了方言，华社多了一个共同语言，方言也不再干扰学习。但是，40年后的今天，政府和华社面对的语文局面更为复杂。
40年后我囯社会语言局面
目前的局面是华族年轻一代，在校10年肯定接触过华文、华语。他们学过汉语拼音，发音更为标准，但词汇并不丰富，而且时而混杂方言、英语、马来语，许多能讲华语却选择用英语交谈。40年前是“不能也，非不为也”，现在状况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李光耀1998年讲华语运动进入第20年时，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从方言转用华语的是受中等教育或较少教育的那一群。那些受高深教育的大部分都讲英语，只有少部分讲华语。现在随着时间流逝，因为政策的改变，英语成了主要的教学语言，而且人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够说流利的英语，考到更高资格，找到更好的职业……”。这段话解释了华人放弃了方言后，选择了英语而不肯讲华语的理由。这段话也突出了新加坡人务实、功利的心态。
有些人以为推广华语和华文无关。华文不在推广华语运动范围内。这是狹隘，也不合逻辑的看法。华语、华文不能切割，理由很简单：“一个有生命力的语言，不可以只存在于口语的形式，也必须用在文字的形式。”那是1989年10月，我接受《海峡时报》记者访问结束前讲的一句话。
学习语文，不只是“听”和“讲”，也要“看”和“写”。如果一个华族学生在学校学了10年华文，却不能阅读华文报上的新闻、文章，不能写一封通顺简短的求职信，或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篇短文，我不禁要问：我们的华文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政府和华社已经多次讨论华文的课题，敎育部也不断改善教学法，引入科技和电脑辅助，提升师资，但华文程度依然低落。
一个主因当然是新加坡人务实的态度，功利主义在作祟，但这不能全怪家长的态度；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人对华文失去了信心。
我当年在国会内外为华文、华族文化讲过一些话，也参与改善华文教学法，和协助筛选中学华文课本。在学习华文的课题上，我认为华文教学法可以改善，用单元、不用默写、不用听写，除了学成语、诗词外，不必背书死记，也不必拘泥于要掌握2000个或3000个单字；更重要的是以结果来判断，学习华文10年后是否能阅读《联合早报》的新闻、副刊的文章，是否能看懂金庸小说，是否能写一封两三百字的求职信，或在面簿、推特发表自己的意见？
敎育部最近推出一些措施，如保留特选学校、小学母语辅助计划，借科技平台和手机应用改进教学法，希望能有效恢复华族人士及子女学习和使用华文的信心。李光耀深信学习语文最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华文华语，学前教育、小学阶段尤其重要。他把信念化为行动，2011年率先捐出1000万元设立双语基金，帮助设计学前英语和母语教材，以及提升师资。在学习母语方面，教育部应该把重点放在小学和学前教育。
我一向坚信新加坡华族的华文一定要有起码的程度，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华文最重要的任务是传递华族文化，华文是打开中华几千年文化宝藏的钥匙。对双语教育政策，大家都能理解教导、学习英文的重要性，但漠视教导、学习母语的长远目标。这个目标对华族来说，是保留华族优良文化、价值观，保存自己的认同感和自尊，避免新加坡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其他种族也应有同样的目标。
李光耀1984年9月21日的一段话，意义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华语是精神力量的语言（A language of psychic force），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华语在情感上可以被我们接受为母语。华语也能够把各方言人士团结起来。它（华语）使我们想起我们是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一股至深且巨的精神力量，能让一个民族产生信心，去面对和克服重大的改变与挑战”。
另一方面，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科技不断提升，带来有利于学习和使用华文华语的新动力。对务实的新加坡华族，强调华语华文的经济功能，也许比强调华语华文的文化功能更有积极鼓励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华文华语是中国14亿人口的共同语文，在经济、科技、文化上，它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语文。
我们如果现在还不重视自己母族语文、文化，英文英语将进一步成为华族家庭垄断性的语言，华文华语今后在新加坡将式微。如果二三十年后华文华语真的在新加坡消失，这绝不丝毫动摇华文华语的世界地位，吃亏的反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将自处于世界动力中心之外。正当许多欧、美、日、韩人士努力学习华语华文之际，我们在语文的相对优势已逐渐削弱。
如果任由华文华语能力继续减弱，那等于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优势，这种选择是不是很愚昧？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选择努力去掌握华英双语文，吸收华族文化、价值观，使自己更自信，视野更广阔，并且有能力与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联系，对个人、对家庭、对新加坡今后的发展，对自己、家与国的前途，不是更有保障吗？
今后讲华语运动的新挑战
我几天前出席了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办的讲华语运动40周年庆典，心中百感交集，有喜有忧。喜的是观赏到节目开场，由40名才华横溢儿童及少年组成的Voices of Singapore合唱团演唱两首华语歌曲，表演者包括10名非华族儿童及少年。20年前，这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也许我们现今的社会有更大的种族包容性？
李显龙总理的演讲提到，高达71%的小一华族学生的家庭主要用语为英语（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其他种族的家庭）。从1999年至2019年这20年间，讲英语的华族小一学生的百分比，由54%逐年增加至目前的71%，这种语言环境的变化令我担忧。
20年来，我们社会语言的变化，英文英语成了社会的主流语言，对讲华语运动带来新的挑战。但中国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加上手机、电脑、科技的应用和普及化，以及华族新移民的增加，对讲华语运动，对鼓励学习和应用华文注入了新的动力。
推广华语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的工程，但它必须转型，目标不只是听和讲，还应协助鼓励读与写，学习华语华文，培养年轻一代吸收华族文化和价值观。转型不只是用视频、网站和广告来宣传，也不只是加入如卡拉OK、新谣、讲故事、电视、电影等活动，更不是把地点改到酒廊和夜店。虽然这些改变强调新颖、趣味，但重点应该继续放在内容，莫忘初衷，目标应放在保留华族文化和价值观；同时，辅助政府推行双语文敎育的政策。
推广华语方面，目前的目标应是促使华语更普遍，更多人使用华语，成为华人生活语言，并吸收更多的词汇，提高华语成为高层的语言，主要对象应放在年轻一代，并且协助鼓励培养家里讲华语的环境。讲华语运动七年来举办的“亲子才艺比赛”就是一个好的活动。
在提高华文方面，教育部政策当然是主导。华文教师循循善诱，默默耕耘，居功至伟。华文媒体积极推广华文的使用，作出巨大的贡献。推广华语理事会也应该能辅助教育部、教师和华文媒体在这方面的努力。理事会可联合大专学府及媒体，多举办各种包含阅读和书写华文方面的活动，如填字游戏、歌曲、诗词、成语、常识比赛等。
在促进华族文化方面，推广华语理事会可以和宗乡总会、媒体、文教组织、工商团体、宗亲会馆、大专学府等联办华族文化活动，包括辩论、演讲、座谈会。各领域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奋斗史，掌握双语文、双文化的价值，更有说服力。为了吸引年轻人参与，有些活动可以双语举办。
今年，推广华语理事会和通商中国合作，通过新加坡人在中囯闯荡，并掌握双语文、双文化的故事，挑选“双语专业达人”。这项活动是个好的开端。今后邀请的范围应扩大到科学家、科技企业家、学者专家、报人作者、哲学家等。诸如电视台1990年代主办的国际大专辨论会、《联合早报》1998年跨世纪的文化对话等，也是值得再举办的活动。
今年推广华语理事会创建电子版的新加坡华语资料库，收录1000个新加坡特色词汇，并介绍这些词汇的由来、历史背景、词义，以及其他地区的用语。在开幕仪式上我也观赏到五脚基、牛车水、德士、打包、沙爹、娘惹等词语的表演。我觉得很有趣，也想多知道一些词汇由来的说法。创建资料库如能引起大家学习华语华文的兴趣，那将是积极的创举，但我也希望资料库除了收录新加坡特有的词语，也推荐应该选用的词语，来达到和多数人沟通的目的。《联合早报》在这方面应可扮演指导的角色。语言当然有其多元性，但更重要是沟通的功能、普遍性和延续性。
记得李光耀不赞同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我们当然也不希望我们的华语成为rojak华语。1998年，李光耀在接受《联合早报》访谈时就提到，“我们应该尽量提升华语水平，而不是停留在新加坡式的华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新加坡式英语的原因。它会使这个语言的错误使用方式永存下来，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这对语言学者来说是很有趣的，但对社会没有价值。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沟通，为了让世界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别语言？华语也一样。我们应该尽量达到标准的水平，让所有的人，不管在香港、台湾、中国还是美国，大家都听得懂，而不是保留一个只有新加坡人才听得懂的语言”。
关心华文、华语今后发展的人士，应该永记这深意、有前瞻性的一段话。
（作者是前外交部政务部长、推广华语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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