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国之声记者对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岚进行了访谈。在采访中,邵岚始终不肯就学生的暴力行为反思或谴责,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坚持香港政府必须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必须满足他们的全部五大诉求。这背后,实际上是将全体香港市民和整个香港社会和他们绑架在一起, 以逃避这些运动领袖所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
她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外媒采访的柴玲。当记者问柴玲是否知道部队第二天将开进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时候,她回答知道。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好让他们撤离?她说运动总是会有牺牲的。记者继续追问她,那你为什么要撤离,而不继续留在广场?她说运动少不了领导者,她要继续领导这场运动。当年第一次看到柴玲这段访谈的时候,真的是看得我毛骨悚然。
作为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显然是需要自我牺牲精神的,包括直面丧失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危险;而不是在这种危险来临之际,绑架其他人来给自己当挡箭牌。民主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那只能是一浪接一浪的不断递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次实现全部目标。在一次运动起来后,让政府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做出妥协,给政府改进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