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文化中产与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如何走向未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物质意义上的经济指标，例如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和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比较容易规定；同时，人们对物质目标的追求也具有自我的动力，因为这符合人性的自私要求。不过，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是主体，在追求经济等目标时，必须考虑到人。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其思想能走多远。也可以说，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走多远。尽管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但社会必须具有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中产，引领社会的进步，否则物质意义上的进步不见得会导向整体社会的进步，说不定还会走向灾难，例如非理性地追求单向面的发展，追求各种“乌托邦”等。

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无论是积极面的还是消极面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加以论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描述和分析了新教伦理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而企业家群体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载体。相反，美国经济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直陈当时奢侈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代经济学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讲述了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贫困和低度发展制约人的道德水准，但反过来也一样，人的道德水准也会制约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