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香港问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2013年11月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之所以决定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要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要推进所有领域的改革。改革总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

香港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中必须要破解的一道综合题。要彻底解好这道题，可能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常数：一、如何更加完善香港的民主政治与司法正义。离开了这个常数这道题无解。二、如何衔接好大陆与香港的治理（政制）关系、大陆与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离开了这个常数，这道题解不好。若能切实应用好这两个常数，寻求政制融洽衔接、司法和谐对应，最终可以解开这道题，让香港的人心主流切实回归。

香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民主问题，也非法治问题，更不是经济利益问题，而只是认识和心理抵制问题。香港的一些人不愿意接受中共意识形态、大陆政治价值观；而在北京的一些人则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不理解、不尊重一些香港人的社会价值尺度。双方之间的认识和针对问题的指向，处于不同层、不同频，尤其不愿意展开切实对话，或者说虽有对话也没有透彻，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而心结愈多，处理尤艰。

香港与大陆之间固然已是一国，但毕竟还有“两制”分界。北京的关切自然偏重于“一国”，而许多香港人的关切则自然偏重于“两制”。这样两种不同的心理取值，本身就是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心理土壤。事实上，香港需要国家发展带来的巨大潜在发展机遇与广大大陆市场，但香港也会被大陆期待得具备能够向大陆输出优质社会治理和发展公共产品的良好能力。

当然，大陆对港事务的决策和政策，也会被香港期待应当无损于香港的现有政制、司法、社会自由和独立发展。惟有如此，香港与大陆及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势必会是良性多于相抗。

显然，特区政府必须亲北京或者必然要顾忌到北京。然而，特区政府与部分市民之间，或许就因为北京因素走上或者加剧了对立或互不信任。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形。一个政府一旦不能为民众所信任或者拥护，则就诚如当年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所说过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去年6月份以来的“反修例”事件，只是97年回归以来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继续，现已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民主政治运动。表面上是为维护“两制”，实质内里在于不愿接受或者欲摆脱北京的治权，或者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治理能力落后，而排斥落后社会机制对于香港的辖治。如果说其真意在始发阶段还是有所隐晦，则现在已经直接明了，就是指向香港政制，意在实现“双普选”“守护”并夺取香港治权。

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严重问题，成为包括对其法律体系、司法制度、政制设计、文化生态、教育理念、金融地位等如何相应并审视的一系列问题。香港问题处理不善，将直接影响中共设计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议程。香港问题，现已全面国际化，严峻、复杂、棘手，已向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重大挑战，乃至将事关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

反对派凭借“两制”、司法、人文及美英等境外力量的支持，有恃无恐。表面上是针对特区政府和特首，实质上在针对中共与北京，而且已经正在主导着香港政治局势的变化。有一部分香港人恐怕早已经在盘算着如何智取立法会，并在将来有一天通过推动民意公投，将香港予以法理独立，逼迫北京就范。至于北京，无论如何，不允许挑战“一国”、主权和《基本法》权威，是底线。实际上，双方经已剑拔弩张，呈水火之势。

在去年11月间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85%绝对多数的反对派，已大大充实了其将能左右2022年特首选举局势的基础条件。在区选后，反对派马不停蹄地动员专业人员参与行政长官选委会各界别选举，着手布置今年立法会选举各界别人事安排。同时，继续接连发起大规模集会游行，并公开表示通过集会游行继续向政府施压，以免大家在区选大胜后松懈，要将气氛一直延烧至2020年9月立法会选举并获胜。

据悉，反对派将继续实施“真三罢”“大三罢”，发起成立“三罢联合阵线”，号召各界别成立新工会以组织罢工，还将设立“罢工基金”，以免除参与罢工人员的后顾之忧，推动修例运动指向全港停摆，瘫痪香港。

反对派甚至已经提出关于香港未来前途的新的政治理论框架：香港并不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中共治理中国才70年，中共对香港没有正当管治权并公开提出：香港是一个民族（nation）。这些说词，却已得到了包括许多青年学生在内的年轻人的激情响应。新当选的港岛中西区观龙选区议员梁晃维公开表示：要在“一国两制”框架外寻求香港前途，香港人在中国统治下不可能得到真正自由。

反对派已通过香港教协主导对于青少年的思想型塑。2012年，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科目设置改革，试图加强对于青少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培育，却在反对派的强烈阻挠下被迫放弃。据香港教育局《小学概览2019》报告，现全港500多所小学，仅有20所列明“国民（情）教育”作为重要发展颗目。自2014年“占中”以来，反对派推出“中学政治启蒙计划”，对全港所有中学生播植“港独”理念，并发展新生队伍。

香港问题已经呈现治权的激烈博弈。反对派决计要与北京及亲北京的在港建制派展开公开的敌对性政治较量，不但已经从理论到行动上都有系统的具体方案和路线图，也已经得到境外可观力量的有力策应。持续近半年的社会运动，不但毫无缓解下来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

就中美关系而言，自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特朗普于去年11月27日签署生效成法。美国香港法案的生效，无论对于中美贸易冲突与中美全面关系的处理，都将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美国绝不会在力求制约或者干扰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上有任何缓解。针对中国事关美国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利益，事关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遏制中国的整体战略不会改变。中国若试图与美国和谐相处或者相向而行，都只能是梦幻。

美国“香港人权法案”的生效，表明在现阶段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生态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中国仍然处于明显下势。这种劣势表现在中国现有之于国际局势的实际驱动能力仍然很弱。接下来，美国如有必要就可以“侵犯香港人权和自由”的名义，发动对于包括香港在内的有关中国政官员及财产，实施制裁。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暴露在了北京面前：中共到底有没有能力治理好香港，进而切实推进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香港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势必严重减损与打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性评估。

香港社会的分裂局面与发展阻滞已经严重泛化。以香港警方11月18日公布的信息为例，自6月修例风波迄至当日，拘捕人数达4491人，年龄介于11岁至83岁之间。一名年仅不足12岁在读中二的少年，因在港铁太子站外墙喷涂黑色辱骂文字，于10月初被捕控罪。据分析，如示威活动继续，至2020年中，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失业率将升至10%，整体失业率将升至4%，创出2010年11月以来新高。

香港现已趋于“港将不港”的严重社会危机，长此以往，既是香港本地的巨大损伤，也必将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损害。但是，如果不考虑武力因素，不通过民主协商以达成政治共识与循由立法、司法的途径，北京理顺香港问题的途径又能在哪里？如果要通过武力因素解决，只能说香港问题只会更加艰困。

政治权威从哪里来？摆脱了专制时代的人类现代社会，最忌讳的是专制和威迫，最崇尚的就是民主、法治与协商（契约）。人类社会主流已经完全步入民主、法治与契约时代，尽管专制治理的现实仍然在亚洲、南美、非洲乃至欧洲的部分地区顽固地生存着，但最终将因与时代主流相悖逆，而丧失除既得利益同盟者以外的任何切实向心力而衰败。民主机制本身是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这一点毫无疑问。人心不可欺，人心欺不了。

香港不能再任其这样下去了。香港问题严峻至此，其中应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立即启动对于调整香港管治方式的法律议程，这样的议程不应取决于香港，也不应局促于“一国两制”。同时，应当由职能机构或者责任人员为此承担政治责任。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应当立即启动对于包括国务院及其港澳办、特区政府、中联办等在内的有关司港职能机构及其责任人员的问责议程。这样的议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谋求对于全球治理影响力的进程中，必须要有能在基于自身深厚历史文化智慧积淀的基础上，开出有比欧美社会更加优质且具有普世应用价值的社会治理药方。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速度的快慢，取决于自身能否拥有切实智慧，也取决于能否有采取果决行动拆除自设藩篱的勇气。

（作者是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