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生：共通语和母族语文的定位问题

《海峡时报》1月2日言论版刊登了陈美英（Margaret Chan）的专论《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English, mother tongue and the S'pore identity）；《联合早报》在1月4日刊登该文的翻译。

该文作者广泛地讨论了有关母语、语文政策和国家未来语文的发展走向问题，有些观点由于过于陈旧，有重炒冷饭之嫌。有些观点的可行性很有问题，值得大家商榷。现就几个重点问题，跟关心的有识之士讨论讨论。

毋庸讳言，英语是新加坡人的共通语，也是多数新加坡人的家庭用语。据统计，本地华族家庭有71%以英语为家庭用语，这个比例在印族家庭是70%，巫族是67%。陈女士引用了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的一篇文章，说“英语已经是新加坡人的母语”。陈女士还引用了该助理教授2012年的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人数为436个，但教育背景不明，超过70%的家长都说会选用英语跟他的子孙讨论问题，她因而得出结论：“英语是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的标志（marker）”，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固有特质（intrinsic to singaporeanness）”，也是“现在和未来新加坡人传承的语言（language of inheritance of singaporeans）”。

从殖民地时代到现在，英语一直是行政和教学的媒介，也是各民族互相沟通的重要桥梁，所以被采纳为各民族的共通语（lingual franca）。在事业发展和学术研究上，英语的确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英语也让我们和国际接轨更为得心应手。平心而论，这的确是殖民地政府留给新加坡人打通国际关系的宝贵遗产。

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新加坡来说，我们把英语当作共通语，就是在不同种族和多元文化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和种族意识的深层了解。英语是互相沟通的工具，它本身并不具备是非判断的主观标准。至于英语在教育，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的功能，那又是英语作为共通语的另一种附加贡献，另当别论。

在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华巫印裔新加坡人的母族语文，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建国角色？它们是否也是国民身份认同的标志之一，并且应该得到应有的历史传承地位？可惜作者片面夸大共通语在国民身份认同的贡献，避而不谈新加坡多种语文的语用现状，以为一体化为英语化之后，就可以替代不同族群语文在身份认同上的建设任务。个人认为这个论点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作者花了很多篇幅，极力推崇两个理念和愿景。这两个理念和愿景，源自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这两个理念和愿景是：通过英语教育，创造一个“新加坡民族”；通过一体化的语言政策，抑制种族沙文主义浪潮以取得全民的团结。

拉惹勒南提出以上两个概念时，正是新加坡反殖民地和独立运动波涛汹涌的1959年。当时政治动荡，种族意识高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是当时从事政治运动者，为了防御和平息极端社群主义的病毒（virus of communalism）而提出的口号，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能否实现令人高度质疑。

举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号称是世界人种和文化的大熔炉，建国200多年，外来的移民虽然多已融入美国社会，认同国家的价值观，但黑白族群之间，仍有明显的肤色和文化差异，频频发生种族歧视的问题。怪不得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评论：他基于理想而不反对这个愿景，但置疑它的现实性。

基本生物学告诉我们，要把不同族群塑造成一个全新的新加坡国族，几乎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不止塑造过程漫长，还涉及多个层面，如族群基因和肤色的改变，风俗习惯和家庭结构的融合，族群意识和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包容等等，都是塑造新国族的必备条件。可惜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案例。

第二个愿景涉及内容和形式的逻辑关系。根据作者的观点，接受英语教育之后，就可以“避免种族，社群和宗教沙文主义所带来的灭绝的疯狂”，并取得全民的高度团结。这显然是形式主义的唯心论。试问，白人至上的民族优越感，主要是通过什么语言传播的？把恐怖分子送去接受英语教育后，真的就会彻底改头换面？

如果作者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就请她看看同文同种的英伦三岛，人民应该被英语“胶住”而团结一致，怎么会四分五裂？我们的邻国菲律宾，100年来英语一直是菲律宾人的共通语，现在却帮派和部落林立，各自霸占山头。原因是什么？追根究底，是思想意识本身，而不是传达思想意识的工具——语言。

文章作者一再强调，只要能用英语，或者以英语作为主要的交际用语，英语就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特质。作者还试图把我国军人每天宣誓的七大核心价值——效忠国家、领导力、纪律、专业性、伦理、战斗精神和照顾同袍，列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特质。作者把身份认同跟军人职责混为一谈，真令人不敢苟同。

首先，单凭语言这个单一架构，作为审视国民身份特质的标志，那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分辨，一个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外国人，跟新加坡人国民身份特质的差异在哪里了。反之，讲英语的国人到了英美，对方会把国人看成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次，决定国民身份的认同，不是交际媒介的语言，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母族文化和精神内涵，以及体现这些文化内涵的价值观。举些例子，如印裔新加坡人的刻苦勤劳，巫裔新加坡人的开朗达观，乐善好施，华裔新加坡人的节俭刻苦，重视家庭的孝悌亲情，崇尚宗族的同舟共济和互相提携精神，讲究“仁义礼智信”和“以和为贵”的人际和社会关系等。

以上所举的族群精神特质，都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经得起时代考验后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件和人物故事，都可以作为这些精神文明的道德典范。这些精神文明特质，已处处融汇和展现在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里，取得了社群的共识，相信会比军人职责信条更有资格成为国民身份认同标志的组成部分。

陈女士也许不太欣赏族群文化，所以主张“我们以个人身份在新加坡开始，而不是通过族谱寻根把自己的群体联系回母国。”通过一体化——英语化把族群文化和母族文化的关系彻底斩断，这类主张并不新鲜，但听了之后，总会令人感到汗颜，有愧对祖辈的感觉。

陈女士基于2019年新加坡家庭用语的统计和2012年436个不同年龄层但教育背景不明的家长统计，就说英语是新加坡人的母语，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英语是新加坡人特质的属性，是现在也是未来新加坡人的传承语言。陈女士还引用1986年国庆庆祝，李光耀因主持人全程只用英语发言而感到“自豪”，就推论说“展现了新加坡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景之成功”。

言外之意，60年前拉惹勒南的美丽愿景，迟早会付诸实现。姑不论李光耀的“自豪”有没有创造一个新国族的含义，陈女士的跳跃式推论，未免有点一厢情愿，跟现实不符。

陈女士的文章也提到了双语教育，承认“新加坡是个通晓多语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所能维系它”，可惜言简意赅，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母族语文在社会用语逐渐一体化——英语化的情况下，如何依据既定的国策，坚守双语的定位等问题。

自从独立建国以来，新加坡一直推行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持久性和优越性，取决于两个关键密切的立足点：一是否符合新加坡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情；二是否配合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发展。

就新加坡的种族结构来说，双语是维系社会和种族平衡的最理想的策略，一方面让各族群的文化特质得到传承，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各族群的了解和认知水平。现在新加坡人的家庭用语虽然趋向于英语，但母族语文仍然是族群子弟不可或缺的学习科目，以继承独立建国后多元文化的传统。唯有维持双语的教育政策，国家才可以避免陷入一体化的泥沼。

以目前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来说，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经济潜能巨大。双语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精英，占尽了各种地利人和的条件，可以发挥他们的双语优势。我们双语优势一旦弱化，那无疑是自废武功，葬送美好成果给竞争对手。由此可见，制定长期的双语国策，确定母族语文的双语定位，可说是上上之计。夏虫不足语于冰，大家别盲信语文一体化的痴心妄想了。

（作者是教育部华文专科前视学、课程发展署中学华文教材组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