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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羽:口罩作用与局限

(图/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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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周欧美国家疫情日益严峻,尽管多数国家仍不建议健康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但从取消大型集会和活动,到削减航班,关闭商场、餐厅、酒吧和咖啡厅或缩短其营业时间,再到停课、停工或居家办公等更严格的“限行令”和“居家令”,各种防控措施一直不断升级。据粗略统计,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在内,全球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战时状态”或“战争状态”级别),民众的社会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很多人对此困惑不解,为什么国家都“封锁”(lockdown)了还不提倡大家戴口罩?本文先梳理一下西方国家不提倡普通民众戴口罩背后的考量,再讨论为何都走上封锁限行的道路。

口罩的历史意义

首先,口罩的历史意义和民众基础在东西方国家就存在差异。这次冠病疫情中提及的口罩,主要是指对微生物有阻隔作用的医用口罩,根据阻隔效果,可以分为医用面罩(mask)和呼吸器(respirator)两大类。但无论哪一种,现代医用口罩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德国外科医生米库里兹(Jan Mikulicz-Radecki)所发明的纱布口罩。口罩的初衷是作为无菌手术方法的补充,防止手术过程中外科医生飞沫和鼻腔中的细菌,进入病人创口而造成感染。

在中国,口罩用于防疫的观念始于清朝末年东北鼠疫,如今已深入人心。1910年,东北暴发烈性鼠疫,作为抗疫总指挥的伍连德发现,这是通过人的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后,采取了一系列超前和严格的防疫措施,在六个月内有效控制了疫情。这一系列措施成为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基础;其中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两层纱布中间夹一层棉花),由于方便易做、成本低廉,也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在各种瘟疫中广泛采用的防疫物品。大概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医学人类学家林特瑞斯(Christos Lynteris)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口罩防疫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

而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近些年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沙斯(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禽流感等疫情,日本还深受杉树花粉过敏症的滋扰,在2011年又遭遇了地震海啸所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加上亚洲地区近几十年工业化突飞猛进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烟霾问题,口罩也作为相对低廉有效的保健物品,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口罩具有较广的群众基础,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不会引起异议。

在西方发达国家,1918年大流感期间,口罩也一度从医疗领域走向普罗大众。1952年,伦敦持续五天的浓雾,造成10万例呼吸道疾病和1万2000人死亡,口罩也成为英国民众对抗有毒空气的必需品。然而,随着环境的改善和大规模传染病的减少,口罩重新回归为医疗专用品,普通民众只有在感冒生病时,为了防止传染他人才使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曾肆虐美国,当时世卫组织给出的建议中,口罩也并非必须,而急促的口罩增产,却使得医院和相关医疗企业在短暂疫情之后堆积了大量口罩,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给美国留下沉痛的教训。另外,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包括美国(多个州)、加拿大、意大利、德国、丹麦、法国等多个国家都有“禁蒙面法”,禁止人们(尤其在游行和集会中)遮盖面部掩饰身份。因此,健康的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似乎负面意义更大。

其次,与这次疫情更加直接相关的考量,还包括口罩的实际防疫效率、生产供应、流通处置及其他相关管理。从2月初开始,随着疫情在中国境外暴发,我们也看到,从新加坡、日本到澳大利亚和欧美国家,官方防疫指导中都不建议健康的人佩戴口罩。在专家的解释中,一方面指出缺乏明确强力的证据,证明口罩的防疫效力,一方面强调口罩的效用实际依赖于:一、正确佩戴的使用(通常很难做到);二、与勤洗手结合。如果过于倚赖口罩,其“看得见”的特征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些“看不见”的方面,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例如,如果口罩破损没有及时更换,或者用手触摸口罩外层后又去揉眼睛,都会增加被传染的风险。还有,外科口罩实际上密合性不够,但戴着口罩很容易忽视保持足够的社交安全距离,也会增加感染风险。

口罩生产流通用后处理

有关口罩的争议中,各国的生产供应能力是最常被提及的,也被认为是中国境外各国不提倡人人戴口罩的根本原因。确实,疫情暴发之初,对于口罩产量占了全球一半(日产约2000万个)的中国来说,国内3万多家口罩生产企业的产能和库存也赶不上需求,造成物资挤兑、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全球口罩生产链集中在中国,口罩供应链的低库存实时性(just-in-time)特点,决定了各国的库存量不多,且有相当部分进入了中国抗疫前线。当疫情到来,为了优先保护医护人员,不可能提倡每个人戴口罩。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估计,美国在抗击冠病病毒中至少需要35亿个口罩,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表示,国家战略库存中却只有4000万个口罩。鉴于目前口罩的极度供需矛盾,世卫组织也提醒,“如果未生病或不是在照顾病人,那么戴口罩便是浪费。目前世界各地都短缺口罩,世卫组织促请人们明智地使用口罩。”

口罩的生产、流通和作为垃圾处理的管理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也应该是公共管理决策者的考量之一。疫情之前,中国的口罩生产有医用和民用标准之分,医用口罩需求有限且标准较高,具有资格的生产商数量不多,大量口罩厂商是生产民用防护口罩的。由于市场监管不足,这些商家存在采标乱或不达标的潜在问题。在疫情暴发后,由于口罩需求巨量而迫切,很多企业一哄而上,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又缺乏严格管制,相继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乱涨价、哄抢囤货的情况。

再来,提倡人人戴口罩也是对废弃口罩收集处理能力提出挑战。据悉,2月底武汉全市日均处置的社会源废弃口罩数量超过30万只,全部通过专用废弃口罩垃圾桶收集,再送往医用垃圾焚烧厂进行无害化处理。为了避免废弃口罩在收运过程中发生二次污染,还须要对专用垃圾桶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引导民众做好规范投放,防止投机分子拾捡废弃口罩,及时对专用垃圾桶和垃圾转运站进行消杀等工作。这些潜藏的问题所对应的高昂行政管理成本和高环境风险,意味着口罩作为全民防疫措施,并非简单一句话的问题。

很多国家在疫情到来之前或发生之初,出于国情和实际情况,没有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也不建议没有疾病或症状的人佩戴口罩,只是强调勤洗手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但无法阻止疫情扩散和暴发。由此,很容易将疫情失控与不提倡普遍佩戴口罩关联起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近期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便提到,他认为美国和欧洲最大的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

但基于对冠病病毒科学研究和各国防疫措施研究的跟进,笔者认为,防疫失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认知、技术和道德上都存在漏洞,如果不能在这个传染率极高的病毒发生社区传播之时将其控制,只能采取严格的“封锁”政策,严格控制人们的行动来减缓它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认知上来说,直到现在,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还在被不断颠覆和刷新,包括它的基本传染数(R0)、致死率及治愈后遗症等都还没有定论,因此也仍然有人觉得它不足为惧,不愿意严格遵守防疫规范。

技术上,无论是技术含量较低的戴口罩和勤洗手措施,还是高技术的快速普筛措施,都存在限制条件(美国最新的病毒感染检测仪只需5分钟出结果,但准确率没有达到100%),很难完全满足。道德上,或许不同社会的平均水平存在差异,但每个社会定有道德低下、不顾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人,这些人也是防疫中的漏洞。

总之,对于这次的冠病疫情,只要群体性防疫行动中存在漏洞,仅靠口罩和洗手等措施,已经不足以抵抗疫情冲击,即使多措并举,我们也不能寄望病例归零和病毒消失,而只能竭力将患者控制在医疗救治的能力范围之内。

(作者是公共政策博士,旅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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