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欧美国家疫情日益严峻，尽管多数国家仍不建议健康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但从取消大型集会和活动，到削减航班，关闭商场、餐厅、酒吧和咖啡厅或缩短其营业时间，再到停课、停工或居家办公等更严格的“限行令”和“居家令”，各种防控措施一直不断升级。据粗略统计，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在内，全球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战时状态”或“战争状态”级别），民众的社会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很多人对此困惑不解，为什么国家都“封锁”（lockdown）了还不提倡大家戴口罩？本文先梳理一下西方国家不提倡普通民众戴口罩背后的考量，再讨论为何都走上封锁限行的道路。
口罩的历史意义
首先，口罩的历史意义和民众基础在东西方国家就存在差异。这次冠病疫情中提及的口罩，主要是指对微生物有阻隔作用的医用口罩，根据阻隔效果，可以分为医用面罩（mask）和呼吸器（respirator）两大类。但无论哪一种，现代医用口罩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德国外科医生米库里兹（Jan Mikulicz-Radecki）所发明的纱布口罩。口罩的初衷是作为无菌手术方法的补充，防止手术过程中外科医生飞沫和鼻腔中的细菌，进入病人创口而造成感染。
在中国，口罩用于防疫的观念始于清朝末年东北鼠疫，如今已深入人心。1910年，东北暴发烈性鼠疫，作为抗疫总指挥的伍连德发现，这是通过人的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后，采取了一系列超前和严格的防疫措施，在六个月内有效控制了疫情。这一系列措施成为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基础；其中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两层纱布中间夹一层棉花），由于方便易做、成本低廉，也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在各种瘟疫中广泛采用的防疫物品。大概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医学人类学家林特瑞斯（Christos Lynteris）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口罩防疫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
而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近些年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沙斯（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禽流感等疫情，日本还深受杉树花粉过敏症的滋扰，在2011年又遭遇了地震海啸所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加上亚洲地区近几十年工业化突飞猛进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烟霾问题，口罩也作为相对低廉有效的保健物品，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口罩具有较广的群众基础，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不会引起异议。
在西方发达国家，1918年大流感期间，口罩也一度从医疗领域走向普罗大众。1952年，伦敦持续五天的浓雾，造成10万例呼吸道疾病和1万2000人死亡，口罩也成为英国民众对抗有毒空气的必需品。然而，随着环境的改善和大规模传染病的减少，口罩重新回归为医疗专用品，普通民众只有在感冒生病时，为了防止传染他人才使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曾肆虐美国，当时世卫组织给出的建议中，口罩也并非必须，而急促的口罩增产，却使得医院和相关医疗企业在短暂疫情之后堆积了大量口罩，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给美国留下沉痛的教训。另外，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包括美国（多个州）、加拿大、意大利、德国、丹麦、法国等多个国家都有“禁蒙面法”，禁止人们（尤其在游行和集会中）遮盖面部掩饰身份。因此，健康的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似乎负面意义更大。
其次，与这次疫情更加直接相关的考量，还包括口罩的实际防疫效率、生产供应、流通处置及其他相关管理。从2月初开始，随着疫情在中国境外暴发，我们也看到，从新加坡、日本到澳大利亚和欧美国家，官方防疫指导中都不建议健康的人佩戴口罩。在专家的解释中，一方面指出缺乏明确强力的证据，证明口罩的防疫效力，一方面强调口罩的效用实际依赖于：一、正确佩戴的使用（通常很难做到）；二、与勤洗手结合。如果过于倚赖口罩，其“看得见”的特征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些“看不见”的方面，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例如，如果口罩破损没有及时更换，或者用手触摸口罩外层后又去揉眼睛，都会增加被传染的风险。还有，外科口罩实际上密合性不够，但戴着口罩很容易忽视保持足够的社交安全距离，也会增加感染风险。
口罩生产流通用后处理
有关口罩的争议中，各国的生产供应能力是最常被提及的，也被认为是中国境外各国不提倡人人戴口罩的根本原因。确实，疫情暴发之初，对于口罩产量占了全球一半（日产约2000万个）的中国来说，国内3万多家口罩生产企业的产能和库存也赶不上需求，造成物资挤兑、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全球口罩生产链集中在中国，口罩供应链的低库存实时性（just-in-time）特点，决定了各国的库存量不多，且有相当部分进入了中国抗疫前线。当疫情到来，为了优先保护医护人员，不可能提倡每个人戴口罩。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估计，美国在抗击冠病病毒中至少需要35亿个口罩，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表示，国家战略库存中却只有4000万个口罩。鉴于目前口罩的极度供需矛盾，世卫组织也提醒，“如果未生病或不是在照顾病人，那么戴口罩便是浪费。目前世界各地都短缺口罩，世卫组织促请人们明智地使用口罩。”
口罩的生产、流通和作为垃圾处理的管理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也应该是公共管理决策者的考量之一。疫情之前，中国的口罩生产有医用和民用标准之分，医用口罩需求有限且标准较高，具有资格的生产商数量不多，大量口罩厂商是生产民用防护口罩的。由于市场监管不足，这些商家存在采标乱或不达标的潜在问题。在疫情暴发后，由于口罩需求巨量而迫切，很多企业一哄而上，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又缺乏严格管制，相继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乱涨价、哄抢囤货的情况。
再来，提倡人人戴口罩也是对废弃口罩收集处理能力提出挑战。据悉，2月底武汉全市日均处置的社会源废弃口罩数量超过30万只，全部通过专用废弃口罩垃圾桶收集，再送往医用垃圾焚烧厂进行无害化处理。为了避免废弃口罩在收运过程中发生二次污染，还须要对专用垃圾桶进行监督管理，包括引导民众做好规范投放，防止投机分子拾捡废弃口罩，及时对专用垃圾桶和垃圾转运站进行消杀等工作。这些潜藏的问题所对应的高昂行政管理成本和高环境风险，意味着口罩作为全民防疫措施，并非简单一句话的问题。
很多国家在疫情到来之前或发生之初，出于国情和实际情况，没有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也不建议没有疾病或症状的人佩戴口罩，只是强调勤洗手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但无法阻止疫情扩散和暴发。由此，很容易将疫情失控与不提倡普遍佩戴口罩关联起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近期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便提到，他认为美国和欧洲最大的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
但基于对冠病病毒科学研究和各国防疫措施研究的跟进，笔者认为，防疫失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认知、技术和道德上都存在漏洞，如果不能在这个传染率极高的病毒发生社区传播之时将其控制，只能采取严格的“封锁”政策，严格控制人们的行动来减缓它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认知上来说，直到现在，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还在被不断颠覆和刷新，包括它的基本传染数（R0）、致死率及治愈后遗症等都还没有定论，因此也仍然有人觉得它不足为惧，不愿意严格遵守防疫规范。
技术上，无论是技术含量较低的戴口罩和勤洗手措施，还是高技术的快速普筛措施，都存在限制条件（美国最新的病毒感染检测仪只需5分钟出结果，但准确率没有达到100%），很难完全满足。道德上，或许不同社会的平均水平存在差异，但每个社会定有道德低下、不顾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人，这些人也是防疫中的漏洞。
总之，对于这次的冠病疫情，只要群体性防疫行动中存在漏洞，仅靠口罩和洗手等措施，已经不足以抵抗疫情冲击，即使多措并举，我们也不能寄望病例归零和病毒消失，而只能竭力将患者控制在医疗救治的能力范围之内。
（作者是公共政策博士，旅新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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