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初反应都是否认，白白浪费了检测和遏制病毒的关键时机，以及国际合作的机会。
相反，在代价高昂的全国封锁行动后，两名领导人开始打宣传战。中国外交部因武汉出现冠状病毒而指责美军，特朗普则称病毒为“中国病毒”。然而，冠状病毒并不关心它所杀害的人的国籍，而如果没有中美两国某种程度的合作，任何全球对策都不会取得成功。
病毒袭击时，中美双边关系已迅速恶化。特朗普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侧重于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两大主要政党的许多美国人认为，特朗普针对中国网络盗窃、强制转让知识产权、提供信贷补贴给国有企业等不公平贸易行为而惩罚中国，是正确之举。
相互原则确实有必要执行。如果中国可以出于安全理由而禁止谷歌和面簿进入其市场，美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手段针对华为或中兴。愤怒和不信任因此不断在两国首都积累。
然而，冠病危机告诉我们，这种竞争性的国家安全策略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冠病疫情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极大地改变世界政治。
尽管贸易战阻碍了经济全球化，但体现在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上的环境全球化，遵循的是生物和物理规律，而不是政治定律。在一个边境越来越无法阻挡毒品、非法资金流、传染病和网络恐怖主义的世界里，各国必须利用自身吸引力等软实力，来建立应对新威胁的网络和机构。
正如科技专才丹齐克（Richard Danzig）所指出的，“其他人可能意外释放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电脑病毒和辐射可成为既是我们，也是他们的问题。必须采用协商一致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以减轻我们的多重共同风险”。关税和边境墙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在冠病和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上，权力变成了一场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不能仅仅想着支配他人的权力，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合作的问题。在许多跨国问题上，授权他人可协助某个国家达到其目的。例如，改善能源效率，或者改善公共卫生系统，可以令所有人受益。
所有领导人都有义务置自身国家利益于首位，但他们选择在多广阔或多狭窄的范围内定义这些利益，却成了重要的道德问题。中美两国均倾向于以短期、零和及竞争性的策略来应对冠病疫情，却很少关注国际机构和合作问题。就像我在我的新书《道德重要吗？》中所揭示的，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理解太过狭隘，背离了长期、开明的利己主义。美国在1945年后实行的这个政策方针，由前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所制定。
不过，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仍有可能合作。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支持联合国消灭天花的计划。2002年至2003年暴发沙斯传染病后，中美在国家卫生部门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网络，并共同抗击2014年西非的伊波拉疫情。
新病毒的攻击可能不止一波，一个世纪前的第二波流感大流行，在致命性方面超过了第一波。我们对2019冠状病毒还了解不多。南北半球之间可能出现季节性激增。当北半球得到喘息之机，病毒（或其变种）可能转向南半球，之后又随着天气变化再次向北方传播。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就须要共享信息，研发和生产治疗药物及疫苗，并且制造和分销医疗用品及设备。
目前的冠病危机将继续考验中美领导人。为确保通过这次考验，双方都应当收敛播下不信任种子和抑制合作的舆论战，并明确指出“与他人合作”而非“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重要性。他们应当为未来的冠状病毒袭击制订计划，并建立双边和多边框架来加强合作。他们应当认识到，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冠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为任何地方的病毒遗存，都会威胁到地球上的所有人。
出于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中美两国应宣布向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新的大型联合国冠状病毒基金慷慨捐款。它们应当共同领导二十国集团为其提供资金。
最后，考虑到人类对这种新病毒还有很多须要相互学习的地方，中美应当恢复10年前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丰富联系网络。两国共同成立一个由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担任主席的冠病高层委员会也是明智之举，以便提供政治掩护，并简化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考砸了冠病的第一轮大考，但他们还来得及学习如何做得更好。
作者Joseph S. Nye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有《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一书
英文原题：China and America Are Failing the Pandemic Test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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