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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弗雷德曼,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保障大流行后的经济存续

4月9日,美国纽约市的医护人员将一位死者的遗体送往临时太平间。(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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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总统特朗普和一众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偏爱那些零星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指导(实际上是重组)私人领域的时候。他们本能地相信市场和私营的优势,所以无论情况怎样,固有观念都使得他们不愿扩大政府干预规模来挽救我们的生命和生计。

城市全面封锁、金融市场一片恐慌、货架空荡荡、医院床位短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从未在战争时期以外出现的现实场景。

通过要求人们居家隔离,政策制定者希望能减缓并随后扭转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速度。但仅靠实施封锁或印刷一大笔钱,是无法阻止这场疫情或挽救经济的。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干预,但当前许多政策提案似乎都被误导了,有些甚至令人感到可悲。虽然有一些人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但其作用却有点过于零碎。

数百万人极有可能因为经济严重衰退而死亡,合理化政府大幅度提升干预行动的深度和广度。这种行动应被视为,为保障我们生命和生计而制定的前所未有的短期系统性保障。鉴于我们对生命和生计所赋予的绝对价值,民众和政府应做好心理准备,为这种保障支付一笔看似极其高昂的保费。

而当前所需要的系统性保障,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作出努力:

一、由于有效应对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迅速陷入短缺,因此应将各经济体的现有产能导向这些方面,以克服这一状况。

二、对那些未直接参与应对危机的企业,给予支持以使它们可以继续供应基本商品和服务。

三、确保民众有足够能力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

四、建立一套金融机制,以帮助那些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人,从而减轻金融部门所面临的灾难性风险。

这么一个系统性保障,远远超越了目前那些花费数万亿美元的提案,因为绝大部分的政策提案将危机误判为总需求不足或常规供应冲击。同时,那些提案虽然计划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救助,但并未将其用途明确限定于企业参与抗击卫生危机及其经济后果的举措。

因此当世界各地的官员正考虑为应对冠病危机投入巨资时,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其实是当前筹划的政策是否能提供足够保险,以应对眼下迅速增长的系统性风险。相关判断条件很简单:

一、政府支出是否足够专注于克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二、经济救援计划是否足以维持民众的福祉?

让我们先思考第二个条件。政府为帮助维持民众生活水平,而实施的所谓“直升机撒钱”(直接现金派发)手段,不应该是当前讨论的一次或两次性支出,而应当是周期性的。同时,失业救济福利的提升,再加上食品券和其他此类付款获取资格的放宽,也将有助于提供支付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那些旨在刺激就业的政策,比如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倡的削减企业税或所得税等做法,则肯定无助于遏制疫情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供应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依赖那些已经患病或身体孱弱,从而对他人构成危险的员工,来维持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眼下一个令人痛苦而清晰的事实是,医疗设备和设施正陷入空前的供应短缺。同样明显的是,美国正在考虑的各项政策,主要依赖将目前的生产能力自愿转产,所以根本不足以弥补日益扩大的供应缺口。

重新整备工厂以生产病人辅助呼吸机和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本来就需要时间,所以必须立即扩大这些措施的规模。此外,这种重新整备需要大量的财务支出,这对一个持续垮塌的经济来说并非易事。

为了重新利用现有产能,政府应有条件地对任何愿意生产关键设备(由医学专家团体指定)的私人企业提供支持,并向其员工支付合理工资。为避免价格欺诈,必须将医疗用品的价格定在危机前水平。

这种条件限制不仅应适用于那些设备生产企业,分配纳税人资金的系统性保障手段,还会要求那些大型服务业企业(例如航空公司或连锁酒店)只有在重新调整自身能力以支援抗疫工作时,才能获得救助。应当为航空公司提供资金来改装飞机,以运送医疗用品和设备,或是将患者转移到有能力救治的地方,而不是让客机闲置在那里等待人们恢复出行。同理,只有当连锁酒店集团同意将旗下酒店改作临时医院,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除了重新利用现有产能,系统性保障还要求被救助企业的员工能继续获得足够工资,不得将救助资金挪用到管理层的加薪、股票回购或分红上。

此系统性保障如此前所未有的一个关键是,它不仅需要政府支出(可以被视为保费的现金部分),还需要政府主导的干预措施,以决定我们的经济该如何生产及分配商品和服务。这种国家行动所涉及的范围,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也是人们经常提及的类似事件)要广泛得多。

对我们的经济进行这样的重组,在操作上极其困难,特别是美国向来有严格限制政府直接干预生产活动的传统。尽管政府对现代经济的干预存在多种形式,但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均衡状态的根深蒂固观念,仍然在阻碍着对当前危机的充分回应。

迄今为止,总统特朗普和一众美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偏爱那些零星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指导(实际上是重组)私人领域的时候。他们本能地相信市场和私营的优势,所以无论情况怎样,固有观念都使得他们不愿扩大政府干预规模来挽救我们的生命和生计。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挥之不去、对国家角色的过时看法,成为缓解当前严重系统性风险的绊脚石。须知各国政府在应对另一种存续性威胁(即气候变化)方面的糟糕纪录,无法让人们感到乐观。

作者Roman Frydman是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与他人合著有《不完善知识经济学:汇率和风险》和《超越机械式市场:资产价格变动,风险,以及国家的角色》(Imperfect Knowledge Economics and Beyond Mechanical Markets);Edmund S. Phelps是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令人满意的工作》(Rewarding Work.)一书

英文原题:Insuring the Survival of Post-Pandemic Economie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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