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媒体报道，4月8日武汉市解封，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解封，只是一个有限度的过渡措施，因为中国并没有摆脱冠状病毒的威胁，中共仍然没有成功地击退疫情。


延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召开日期。2020年2月2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将原定于今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延期。它解释说，是为了优先控制始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冠病疫情扩散到全国，防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意味着国家的安全宣言。现在，中国大肆宣传早早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开始支援陷入困境的各国。当然，支援他国是值得评价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主导形成对抗疫情的国际合作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以“负责任的大国”自居。但是，如果安全宣言后疫情再次爆发的话，国家领导人所积极推行的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等一系列措施就会被打脸。


延期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在国内政治上有着重要意义。冠病疫情的扩散不仅仅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卫生问题，也深深的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政权正当性。


习近平领导层早期就表示，要尽早恢复因疫情蔓延带来的经济损失。截至2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确认了提出疫情对策的同时，也有必要恢复企业的复工、复产和就业（失业）问题。2月末，召开了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门会议”。习近平3月末视察浙江也是为了考察经济情况。


满足人们想要享受富裕生活的欲望，这是为了从社会攫取对共产党统治的支持（统治的正当性）的“来源”。由于病毒的扩散，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也意味着“来源”受到伤害。受停工停产影响的外出打工者，及因受外出限制而失去顾客的服务业工作变得不安定，如何保障他们的就业机会是恢复“来源”的紧急课题。


中国今年夏天大约有870万名大学生毕业，确保工作机会也是头疼的问题。正如在去年在3月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那样，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就业问题是中国社会历来面临的课题。


1月25日习近平领导层设置的中央应对冠病疫情工作指导小组，也有负责社会安定问题的公安部参加。公安部也参加了2003年沙斯（SARS）对策小组。这也说明了冠病疫情背后隐藏的本质问题。


中国冠病疫情暴发所造成损伤，与其说是对中国国民健康的损伤，不如说是对支撑统治正当性的经济“来源”的损伤，给社会稳定带来的损伤。可以说领导层对因这些损伤产生的社会批判反应非常敏感。


习近平领导层对国内宣传，针对冠病的控制是妥当的、及时的。炫耀领导层的英明。鼓吹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对策和经验给予好评。而且，中国的媒体在描绘“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力图树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形象。但是，中国现实社会中领导层的实际面貌却完全不同。


历代领导层为了满足1980年代以来人们想要享受富裕生活的欲望，一路在市场经济道路走了下来。这个决断的结果是，领导层对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维持一元化的政治系统上处心积虑。在应对冠病疫情的过程中，这个困难的局面还在继续。


为了攫取统治正当性的领导层，在多元化的社会被逼入被动局面的姿态尤为鲜明。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习近平领导层的惶恐不安也如出一辙。


（作者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