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今天我们是种树的人

今年3月初，建国先贤纪念园指导委员会公布，新加坡的K2LD建筑公司和日本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的合作团队的作品，在建国先贤纪念园设计比赛中获选，2027年竣工时，将屹立在滨海东花园。

建国先贤纪念园设计出炉，是指导委员会从2015年成立至今第二个阶段的工作。首个阶段鼓励新加坡人参与，讨论纪念工程的整体概念，让它从原来委员会成立时的“建国元勋纪念堂”，转变成表达更广更具包容性的纪念先贤开国时期体现的价值观，并且确定是以开阔的“园”的形式出现。第一阶段完成时，政府也宣布定址在滨海东花园。

委员会第二个阶段的工作进入专业阶段，邀请建筑设计师的参与。同时，委员会也咨询公众对设计的一些期望，并展出入选的作品。

再往下，建国先贤纪念园应就会进入确定设计细节和建筑工程规定的阶段。此外，除了准备雄伟壮观的建筑，工作团队仍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程，是关于纪念园展出内容的资料收集、策展，以及纪念园开放后的节目规划。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前所未有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在此时发生，让新加坡城市近于停摆，对于我们建造建国先贤纪念园有什么意义。建国先贤纪念园并不单纯是一座日后可以让游人休闲前去的园林，也不是建筑设计师在这个城市留下的名片。从填土而成、由无到有的滨海东望向繁华的新加坡，或者隔着滨海湾对岸再看回去，原本就具有象征意义：包含了建国先辈们为现代新加坡的发展制定方向的眼光和毅力，朴实的建国一代人民勤恳的努力，也包含现代新加坡取得一定成就时对前人的感念，对走过的道路的回望和反思，同时寄托对未来的想象。

我们此刻走着这一程，决定要在新颖、雄伟的建筑底下如何感念，如何展望？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年破天荒四度发表财政预算案，在援助配套中两次动用储备金，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中，给生计受影响的民众拨款，给生意严重受打击的企业补贴，为经济的转型准备。加上本届政府原本累积的盈余，四次预算案出手就是近1000亿元。

人们过去要求政府减免税收，要求开启国库时总说“这是我们纳税人的钱”。然而，这句话恐怕已经无法概括多年积累的储备金来源和特点。王瑞杰在国会里，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解释过国家储备金数额不能公开透明的原因，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储备金作为新加坡的一个重要机制，从开始到后来的演变，却是我认为须要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好的普及说明，鼓励受益的新加坡人多去了解的。

谈到储备金，不能不谈到设计与建立新加坡经济、国防等重要体系的已故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在2016年曾出版关于GIC历史的电子书。由于GIC是新加坡储备金构成的主要部分，最初的构想也是希望增强储备。书中追溯了以吴博士为主的建国领袖在开国之初，对于新马分家后货币、储备等的考量和决策过程，包括与马币脱钩，1967年英镑贬值时新加坡因为储备金有相当比重的英镑而所受连累，1971年成立金融管理局之后为什么在1981年还成立GIC。

1980年代初，国际上除了两三个产油的中东国家之外，“主权基金”的概念并不普遍，吴庆瑞博士却已经在考虑怎样让国家储备可以进行适当投资，得到长期回报。

这个制度后来得到巩固与进一步优化，成了2020年深陷危机时，新加坡坚固的基石和自信的重要泉源，让国家不必扛债，执政者没有后顾之忧地往前冲。

我喜欢想象这个时候新加坡人宛如正在打开建国一代领袖留下的锦囊，而这里头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妙计？

诚然，他们留下的不是有形的财富而已。阅读建国一代领袖过去的一些言论和口述历史访问，国家独立之初，他们在领导管理这个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弹丸之地时，一心专注解决的是新加坡的存亡问题，是200万人民的生计问题，是国家从无到有的问题。尽管生存看似眼下的急务，他们却都在考虑长远，而不只是眼下。眼下有眼下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他们确立的理念、原则和建立的制度，却都在放眼一个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会是多久，但是必须构建的未来。而这个未来，不是单纯满足人民一时的需求而已。他们用眼界和智慧关注外部的局势，在国际媒体并不看好的时空中找到新加坡的位置，没有骄矜之色，也不妄自菲薄。

其次，没有人留给他们锦囊妙计，1965年分家时，新加坡取出的储备金只有631万元，当时还要建造马路开发住房。没有庇荫，只能有自己开天辟地的精神，领袖如此，人民亦然。想起来前些年，为了突出新加坡政府，或者说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强势，人们经常说的一个笑话，是几个不同国籍的人流落在荒岛，他们怎么求生？笑话中的“新加坡人”的应对之策，就是“等政府来”，或者“去问李光耀”。这样的笑话不会在建国之初流行，因为人们不可能转向谁等待发放救生圈。国库有限，领导人只负责驶稳小船，做生意的人自己找点子、探路子、承担风险，才算企业家。

而那时谁能说得准，什么政策必然万无一失？在碰到的每个险境中，包括英军的撤退、石油危机，一关过一关，当时没有人知道结果。除了智慧、魄力和判断，领导者实在还需要一些运气。用吴庆瑞博士在一次访问中说的：“我们那一代面对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很大。”今天，当我们谈到建国一代领袖时，无须神化他们，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承认做过错误的决策，并有失败的经验，关键是怎么反思和应对。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执政者不是没有面对竞争的压力；虽然没有社交媒体，但报章也不是对各种课题都有一致意见，到1970年代初还有报章管理层被捕，可见政府和民间对舆论导向和报章言论空间仍处在摩擦易出的阶段。

今天我们一再强调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是在那样的过程中磨砺与建立的。这个信任不是建立在因为执政者有丰富的资源上，不是在勾勒好的若干年后愿景上；它建立在新加坡必须生存的信念上，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与必须勤奋吃苦、新加坡人作为一个集体接受一定程度妥协的条件底下，大家携手进行创造，一起承担风险。

整理和总结建国先贤留下的价值观时，我们往往倾向于突出他们的坚韧、勤奋、廉正、建立多元种族社会的理念。但是，不具体了解当时的境遇，蕴含优良品质的词语都容易流为空洞的口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常被引用的一句谚语。乘凉之易，往往让人略过种树之难。我不知道前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种下的是棵什么树，只知道乘凉着的我们，倘若感恩于前人，就要有意识今天自己也须作种树的人。再过三五十年，不论是站在滨海东花园的哪一边，“后人”啊——我们一定要假设还有那些“后人”，他们感受到我们种的是什么树了吗？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建国先贤纪念园指导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