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拉蒂：重构办公室

5月，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公司将允许目前按照社交隔离条例，在家办公的员工长期这么做。还有其他几家大型企业，从面簿到法国汽车生产企业标致雪铁龙（PSA）也纷纷效仿，计划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危机结束后，让更多的员工居家办公。办公室会不会成为疫情暴发的又一个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办公室的死亡已经是一种长期趋势。1960年代，美国未来主义者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就预测，世界将进入“后城市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住在山顶上，同时还与企业或其他合作者保持密切、实时和真实的联系。”

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繁荣时期，互联网公司的兴起使人们比以往更加贴近这样的未来。就如英国记者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在1997年所言，互联网意味着“距离之死”。一旦距离变得无关紧要，按照逻辑推论，办公室，乃至城市，都变得可有可无。